微课中观史

《微课堂佛教史》59·1 好，我们继续佛教史。 我们现在谈到了汉地的三论宗，是吧？有些人可能感觉三论宗这个名词比较新鲜，实际上三论宗就是中国的中观宗。当然，也许有为数很少的个别人会有不同的想法，这个问题不是很大，因为三论宗它确实受到了中国其他佛教流派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受到天台宗的一些影响，但是它的主流、它的核心内容是可以被称为中观宗的。 “ 三论 ” 这个名词，或者说 “ 三论宗 ” 这个名词，其实不是中国发明的，而是日本发明的，是日本佛教界有这个说法。中国佛教在民国时期进行了一些整理，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通过日本的一些文献，对中国佛教整理出所谓的八大宗派 ——教下分出三论、唯识、天台和华严四个宗派，行门分出禅、净、密、律四个宗派，后来基本上就按照这个说法固定下来了。 当时好像也翻译了一些日本人写的中国佛教史，三论宗这个名词就是日本人最早说的（也有说四论宗的）。以前中国佛教自身很少说 “三论宗” ，如果你穿越回去，后汉以降、清末之前，任何一个时候，你去问人家 “三论宗”，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在说啥。 但是后来民国以后， “汉传佛教 八大宗派 ” 的说法固定下来了，就称为三论宗，实际上也可以称为中国的中观宗，没有问题。说起来， “中观宗”是正名，“三论宗”算别称。 三论是哪三部论典呢？我们已经讲过几次了，是《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前两天也碰到一些佛教徒，说没有听说过《百论》和《十二门论》，呃，也很正常。但正是这两部论和《中论》一起组成了三论。《中论》、《十二门论》的作者是龙树大师，《百论》的作者是提婆。 这里的《百论》不是我们现在讲课的《百法明门论》，不是。《百论》是提婆大师写的，与之比较接近的有《广百论》，或者《四百论》，就是后来被法尊法师全部完整翻译的，现在已经有全本的《中观四百论》出版了，玄奘翻大师译的《广百论》。是它的后半部分的两百颂。《百论》整体的内容和框架都和《四百论》有点接近。提婆大师写的很多论著，内容都差不多，整体框架也差不多，是可以互相参考的，其中就有《百论》。《十二门论》呢，就相当于《中论》的一个略版。 很可惜，玄奘法师翻译的《广百论》没有得到三论系的重视。这是有原因的 ——唐初，汉地的中观、唯识这两派完全没有合作，相互之间还有点小动作。但也只限于小动作，比之天台、三论和成实师（ 成实宗）之间的 “斗争”，中观、唯识在汉地的佛教史上那可算是“一派祥和”。

《微课中观史》58·3 牛头法融禅师现在留下来的作品就是一些敦煌的文献，还有一些在《宗镜录》当中被引，他的《绝观论》有敦煌本，还有一篇《心铭》。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心铭》，篇幅不大，但是你想要从中找出一些深刻的经论性的含义的话，还是算了，别过份要求了，因为它并不追求成为《中论疏》或者《大乘玄论》，《心铭》更像是一篇诗歌，或者类似道歌这样的。如果你要去翻译，把它翻译成白话的话，会有点困难，因为多半我们会带着自己的观点去润色。法融留下的这些作品的文字是不错的，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去看一下，牛头法融禅师的著作。 从某种角度来说，牛头法融似乎开出了一种佛教文体 ——（教外别传的）道歌，它影响到了后来的永嘉玄觉的《证道歌》、石头希迁的《 参同契》，成为禅宗后来类似道歌题材的 “鼻祖” 。这些 “道歌”不像《唯识三十颂》、《三主要道颂》这类理论性很强的佛教文献，而更类似于一种心境的呈现，还夹杂着一些“谜语”、“暗语”似的表达，很少出现佛教名词，所以我说他是“‘教外别传’的道歌”。 而且，很有趣的，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在圭峰宗密禅师的眼里，对于禅门师资里作为禅宗主流荷泽宗（神会）、洪州宗（道一）而言，牛头宗（法融）、天台宗（玄觉）、石头宗（希迁）正是 “他者”。这种“他者”的文体后来影响到了主流的洪州禅，比如洞山良价禅师的《宝镜三昧》。另外，牛头法融是镇江人，永嘉玄觉是温州人，都是江南人…… 那么，以牛头法融禅师为代表，三论这一系就慢慢地朝向禅师这个背景去表现了，后来又衍生出了三论的禅师系统。一直到了后来的南唐这个时代，牛头系统又发展到了天目山的径山寺——又被称为径山禅，这个也是属于牛头系统的。再往后，牛头禅这个系统就慢慢地被淹没在整个现代宗教意义上的禅宗系统当中了。 牛头禅的系统出了很多出色的禅师，但是后期大量精英人才外流。据文献记载，牛头禅这一系最后在五代末年至宋初发展到了我出家的那个地方，这是我看到的牛头禅在文献中出现的最后一个地方，就是今天的黄山翠微寺。三论和牛头的主力一直在江南，基本在今天的苏浙皖一带传播， 好，今天的佛教史我们先讲到这里。谢谢！ 大家有空可以找来《心铭》、《永嘉证道歌》、《参同契》（不是汉代道教炼丹的那个）、《宝镜三昧》来看看，挺上口的，很对中国文人胃口，今天的小资们多半会喜欢的。

《微课中观史》58·2 其实在禅宗里面把法融禅师作为四祖道信禅师门下的一个旁支，可能是出于另外一个原因。在那个时候，专修禅定的团体都被称作 “ 禅宗 ” ，其实不同的禅修系统还是挺多的，包括天台的系统也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禅修的系统，或者比较强调禅修（这个禅是指打坐的禅）的宗派，当时也会被冠以 “ 禅宗 ” 的名字。后来因为 “ 南天竺一乘宗 ”（“南宗”） 这个 “ 禅宗 ” 的名头更响亮，于是被 “历史”扶正作为“禅宗”的主流，那么，同时的 法融禅师这一支 “禅宗”就慢慢被理解为“南宗禅” 的旁支 ——这 可能是一种历史的事实吧。 牛头法融禅师有很多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文献基本上都散失了，现在留下来的也只有敦煌的一些资料了。我们通常讲的 “牛头禅”这个系统，后来就向东、向南发展。牛头这一系本来是属于摄山系的，牛头山也在南京附近的，后来再往东发展，到了哪里呢？就到了我们现在的天目山，在杭州附近 ，临安。 牛头禅这一支一度也比较兴盛，有 “牛头六祖”出世，一度可以和达摩禅相较高下，甚至在江南一带势力还更甚些。牛头禅的六祖是：法融禅师、智岩禅师、慧方禅师、法持禅师、智威禅师、慧忠禅师。 “牛头六祖”的承续关系，不完全类同于达摩禅的传承关系，但由于达摩禅的六祖传承大家太熟悉了，通常会以那个思路来套“牛头禅系”。前面我们说了，“牛头禅”承接的是“三论宗”的讲修传统，属于中观禅系，而“达摩禅系”属于“楞伽师资”， 起先便有比较浓厚的唯识背景，牛头禅和达摩禅在不同时期有过多次的交流，但两者在起先的两三百年里远远没达到合流的地步，更不可能是实际的主流和支脉的关系了。所以牛头禅并不是达摩禅的旁支。 三论系和牛头系，后期都局限于江南一带，在此以外的地方一直没有得到发展。 后来白居易在杭州碰到的鸟窠禅师，也是牛头禅这一系的。牛头五祖智威禅师下出鹤林禅师，鹤林禅师有弟子径山道钦禅师，鸟窠禅师就是径山道钦禅师法嗣。那句很有名的 “三岁的小孩都明白，八十岁的老爷爷都做不到”的出典，就是白居易问鸟窠禅师的故事。这位鸟窠禅师也是牛头 禅系统的。 《祖堂集》： 白舍人（白居易）问：“一日十二时中如何修行，便得与道相应？” 师（鸟窠禅师）云：“诸恶莫作，诸善奉行。” 舍人曰：“三岁孩儿也解道得。” 师曰：“三岁孩儿也解道得，百岁老人略行不得。” 舍人因此礼拜为师。

《微课堂佛教史》58·1 凭我的记忆，刚才这个故事好像是属于道信禅师和法融禅师两位的，这个可能就是佛教后期的一个传说。虽然三论的禅系和禅宗的楞伽禅系不断地有过各种交流，但是这两位禅师之间是不是存在很明确的师承关系呢？应该说，这么后出的典籍或者传记是不太可信的。当然，也还是有其他原因的。而且，禅宗的有些传记不是很可信。 那么，法融禅师的出身是属于三论宗，所以他也是也会讲经的。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法融禅师专门去到一个现在被称为牛首山的地方，去坐静也好，去禅修也好，去闭关也好。那里附近的寺院有着丰富的经典藏书，法融禅师就表现出三论系统的特征——很喜欢看书。他经常跑去这些寺院看书，还借书抄——以前很多书都是抄的。因此，后来也有人请他去讲经，讲经的内容也比较多。 我们在前面讲过，在三论宗的早期僧诠法师那个时代，基本上就限定了只讲 “三论”或者“四论”，基本上就只讲《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还有《大品般若经》和《华严经》。基本上就只讲这些经论，其它内容是不讲的。后来慢慢地，三论宗也开始讲《法华经》了，《维摩诘经》应该也讲了。到了法融禅师的时候，更开出了其它的内容，凡是请他讲的经典他都讲了。《法华经》、《大集经》、《华严经》…… 他都讲了。 据僧传当中的记载，我也已经和大家说过，李渊曾经准备禁绝佛教的，而且当时已经下达命令了。法融禅师就在那个时候进京去上书拦阻，传记当中就说是因为法融禅师的拦阻，这个命令没有被执行。其实也不见得是这个原因，应该说他实际上是没有拦阻成功的，李渊的旨意已经颁布。现在我们说他拦阻成功，是从结果上来讲的，结果上，这个“旨意”没有起效。 实李渊的命令没有最后施行，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李世民很快上位了，禁绝佛教的事情在李世民上位之后就不再施行了。 不管怎么样，这个记载说明了身处南方的三论一系的法融禅师还是到过长安的（也说明李渊禁佛这事儿闹得也不小，不然不会风声一下子传这么远）。此后，他又回到南京附近的牛头山，所以法融禅师也被称为“牛头法融”或者“牛首山法融”，牛头山是他后期待得比较多的地方。

《微课中观史》57·3 法融法师很小的时候就出家了，他的师父是谁呢？就是茅山的旻法师，或者被称为大明法师。据汤用彤先生说，这两位其实是一个人。 “旻”就是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文。大明法师的明，就是日月明。汤用彤先生说，这两位法师其实是同一个人，是记载的问题。 （很奇怪啊， “旻”法师，最近很多人都写“ 炅 ”法师，是一个人看错字然后大家都抄的吗？还是另有啥考证说“旻”字错了？ ） 我刚才说了，延陵就在茅山脚下，其实也就是隔壁了。于是法融法师跟着茅山旻法师学了很多三论宗的教义，也非常喜欢禅修，在他的传记当中说他有几十年都是隐居在山林中的。当然，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那个时代稍微有点乱，恰好是很多朝代频繁更替的时候，由陈到隋，再由隋到唐，朝代更替的频率比较高。在这样的乱世背景下，也比较适合去山里面修行。 关于法融法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禅宗的传说当中是怎么说法融禅师的呢？说他是禅宗四祖道信禅师门下的弟子，说他相当于是道信禅师门下别开的一支。我们现在历史地看来，这个说法大概不太容易成立，因为他们的禅法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一类是属于中观系的，一类是属于唯识系的、楞伽系的。（敦煌有《楞伽师资记》，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在宋代的僧传《景德传灯录》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道信禅师从远处看到山里好像有放光之类的异象，具体的说法我记不清了，反正意思就是觉得这山里应该有一个很不错的修行人。于是道信禅师就进去拜访，然后看到法融禅师在那里打坐，就去开导他。好像法融禅师一开始还不太买账，后来道信禅师就在他打坐的那块石头上写了一个 “佛”字，法融禅师好像就不敢上坐。然后道信禅师就说：“难道你还有这个在吗？” 《宋高僧传》： 又，信禅师甞于九江遥望双峯，见紫云如盖，下有白气横开六岐。 信谓（弘）忍曰： “汝知之乎？ ” （弘忍）曰： “师之法旁出一枝，相踵六世。” （道）信甚然之。 及法融化金陵牛头山，贻厥孙谋至于慧忠，凡六人，号“牛头六祖”，此则四祖法又分枝矣。 《景德传灯录》： ……（法融 )遂引（四）祖至庵所。绕庵，唯见虎狼之类。祖乃举两手作怖势。 师（法融）曰： “犹有这箇在？ ” 祖（道信）曰： “适来见什么？ ” 师无对。 少选，祖却于师宴坐石上书一“佛”字。师覩之竦然。 祖曰： “犹有这箇在？ ” 师未晓，乃稽首，请说真要……

《微课中观史》57·2 我们暂时不谈其他宗派，先谈三论宗。 三论宗的教理行证系统是非常圆满的，这是基于它源自印度中观派的非常扎实的一个背景。三论宗做为汉传的中观派，比较重要的中国化的论典就是吉藏大师所著作的《中论疏》、《百论疏》和《十二门论疏》。当然，有一点可惜的就是，三论宗在汉地传了几代之后，就没什么传承了。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我们就不在这里专门讨论了。 关于三论宗，之前我们还谈到过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一系当中的禅师是非常有名的，之前我提到过的三论师的传承当中的好几位法师，都是把他们称为禅师的，就是他们在学习理论以后，都是比较倾向于去实践的。比如，在三论宗的传承当中，早期的道朗禅师就是被称为禅师的，僧诠法师也是，慧布大师也是，慧布大师的弟子保恭法师也是 ——他是以保恭禅师的名字出现的，茅山旻法师也是，包括法朗禅师和吉藏大师门下也都有好几位弟子都是禅师。三论这一系时比较强调禅修或者实践的，其实吉藏大师本人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处于类似于隐居或者山居的状态。 （这里所说的 “禅师”还不是后来的洪州禅门下的“禅师”，若以禅宗的话来说，大概略似“如来禅”而非“祖师禅”。） 我们已经把吉藏大师的部分介绍完了，那么今天再介绍另一位三论系的知名人物。相对来说，他在经论方面并没有更多的表现，而是更多地表现了禅宗的背景。其实他是一个三论师，也写过很多的作品，很可惜的是这些作品大多佚失了，或者说都失传了。关于他的记载，在敦煌的文献当中，是在禅宗的《灯录》当中被保留的。 这位法师的名字就叫法融禅师。我们知道中国道教协会的现任会长也叫法融，是吧？他叫任法融，就是这两个字。“法”就是佛法的法，“融”就是融合的融。法融禅师是镇江人，镇江在以前叫润州，法融法师是镇江延陵人。延陵在哪里呢？我以前也没概念，后来去了一次茅山就明白了，延陵就在茅山脚下。

《微课堂佛教史》57·1 好，我们继续佛教史。开讲佛教史的时候，我们正好在谈印度中观派的一些历史，就顺着讲下来，现在谈到了汉传的中观派的历史。 汉传的中观派的早期由鸠摩罗什法师带入中国，他开展了大量的经典翻译工作，也培养了很多弟子，在当时涌现了众多出色的法师。因为老师自身有很高的造诣，学生也很愿意学习，所以就突然了很多的人才这样的情况。 后来呢，鸠摩罗什法师弟子当中的一支传到了江南这一带，在当时的主要重镇南京附近的栖霞山形成了三论学派——早期是摄岭的师承，后来经过几代人之后，由道朗法师传到僧诠法师，再到法朗法师——法朗法师他有很多的同学，比如慧布大师等等，最后又传到了吉藏大师，这样渐渐形成三论学派或者三论宗。 一般我们会说吉藏大师是“三论宗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在吉藏大师完成了“三论”的注疏（《中论疏》、《百论疏》、《十二门论疏》）以后，三论宗就以一种宗派的形式在中国佛教史上固定下来了，而且这种宗派还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宗派、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派。（有些我们今天称为啥啥宗的，严格意义上来说谈不上“宗派”，只是在部分佛教科目上有点心得、特长罢了。） 一个完整的佛教宗派，应该具有比较明晰的教理、修行的道和最终的果位（教、道、果，或者教、理、行、证）这样完整的理论体系。那么，作为中观宗在中国汉地传播的代表，三论宗它的教理体系也是比较完善的，也就是“教、道、果”或者“教、理、行、证”的体系，是比较完善的。 另外呢，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几个宗派是被我们称为“教下”的——三论宗、唯识宗（又叫“法相宗”）、天台宗（又叫“法华宗”）、贤首宗（又叫“华严宗”）。“教下”的意思就是，这些宗派的特征是比较完善的，整个“教、理、行、证”的体系是比较清晰的。 中国汉传佛教如果被分为八大教派的话，属于“教下”的宗派就是上面说的四个。那么剩下的四个呢，又被称为“行门”，就是在行持方面具有他们自己的特色，这四家就是禅宗、净土宗、律宗和密宗。 一般我们说“中国佛教八大宗派”就是这八个：三论宗、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和密宗。

《微课中观史》56·3 三论宗在南北朝后期主要教化的地方是在南方（前期是在长安），经过战争以后，几位大师又都被北调，他们北调之后都没有出现过特别出色的弟子，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培养弟子也比较困难（？）。真的，实力派大师，都到了北方，但都没有继承人。倒是在南方，还有三论宗的弟子出现。后来，三论宗就往高丽和日本传播了。 很可惜的是，我们基本上看不到三论宗的这两系——保恭禅师和吉藏大师在北方带出来的弟子，文献中也看不到，或者说找不到，能看到的三论宗的主要弟子还是他们在南方带出来的弟子。三论宗在北方的名气倒是有点大，就是因为“十大德”的封号。“十大德”当中出现了好几位三论宗的人物，我记得好像有四位，我们可以再查一下。 那么，三论这一系后来传到日本和高丽，就形成了日本和高丽的三论体系。三论宗的藏书差不多都是靠着日本保存下来的，日本在保存文献方面的确做得很好，我们自己好像很不容易保存，可能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战乱太多了。 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中国后期佛教的重心是在南方，而南方的地理环境不适合保存这些文献，但是在北方战乱又比较多。你看，中国的北方从气候环境来说，确实适合保存文献，比较干燥，我们可以从一些寺院或者一些墓塔、佛像里面找到一些文献，南方确实不太适合保存文献。日本是不是因为气候比较冷一点，所以也比较适合保存文献？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中国的南方现在已经被大量地开发了，据说解放前后福建那里主要是以原始森林为主的，现在都被砍秃了。 好了，今天的佛教史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微课中观史》56·2 据《续高僧传》说吉藏大师一生把 “三论”讲了一百余遍，这个说法 是需要解释一下的，单纯的 “三论” （《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要从头到尾地讲一百余遍是不可能的。上次我们聊过，这种 “三论”讲一百余遍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讲玄论 、悬论，就是讲这三部论典的前言、导论性质的。传记里又说他讲《法华经》三百余遍，讲《大品般若经》、《大智度论》、《华严经》、《维摩诘经》各数十遍，这些都应该是讲导论性质的。 吉藏大师的藏书非常非常多，作品也很多，很可惜留下来的东西大概只有一半多一点。我们可以从传记当中看到他曾经写过的东西，而现在藏经里面所留存下来的大概只有一半多一点，大量的文献都丢失了。吉藏大师的很多著作都不见了，在时间的长河中被消化掉了，真是很可惜的事情。由于吉藏大师的实际著作那么多，等于汉地的中观宗有了自己的一些新的著作，中国化的中观派 —— 三论宗就因此打下了一个坚实的理论（文献）的基础。 后来吉藏大师去到京城长安以后，差不多算是他的叔伯兄弟的保恭禅师也到了京城（前面我们说过，保恭禅师是慧布禅师的弟子，慧布之后在栖霞山领众修行），可以说三论宗的最核心人物都集中到了长安，那么在南京或者说在江南就留下了空白。 在江南呢，还是有三论宗这一系出现的，后来也有法师再去长安的，但这个时候整体的局势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可以说，在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在后期，佛教的重心是在江南一带的。到了隋唐以后，佛教的重心又重新转回了中国长期以来的重镇——北方的长安、洛阳、开封这一带。

《微课堂佛教史》56·1 刚进长安，李渊还没这么迅速修理佛教，但他还是很快就对佛教下了手。李渊还说： “佛教要管理。”那怎么管理呢？“我们要搞一个佛教的‘十大德’。”和他聊过的吉藏大师也是“十大德”之一。 李渊家出的这点事是不是和他拿佛教开刀有关呢？其实李渊是对佛教下过类似于禁止令的命令，真的是要给佛教好看的，但是就在他下命令的那一年，李世民上位了，所以这个命令最后就没有被执行下去。 所以啊，从佛教徒的朴素的因果观来看，你不能朝佛教开刀的。你看看中国历史上，向佛教开刀的没几个好下场，怎么可以向佛教开刀呢？一点福报都没有了。李渊一向佛教开刀，自己的两个儿子就没了，连皇帝的位子都坐不长了。所以，要对佛教好一点嘛。 继续谈吉藏大师。 唐帝国兴起以后，该办的事情还得办，即使打了仗，生活秩序还是要重新恢复的。吉藏大师又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寺院又没有拆掉，那就要请吉藏大师去待的。他实在是太厉害了，名气又大，又能帮忙建寺院，所以好多寺院都请他过去。从这个方面来说，也可以看到以前是有规定和尚必须要确定待在哪个寺院的，吉藏大师在两个寺院都讲经或者负责等等，可以说是当时的特例，所以在传记当中是专门写出来说明的。 我们前面讲过，吉藏大师跟两个齐王的关系都不错，和隋代的齐王关系不错，而唐代的齐王李元吉也拜他为师。李世民当时还没当上皇帝，跟他的关系也很好，吉藏大师圆寂是在李世民登基之前。他在圆寂之前还写了一篇《死不怖论》： “夫含齿戴发，无不爱生而畏死者，不体之故也。夫死由生，宜畏于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见其初生，即知终死。宜应泣生，不应怖死。” 他说： “我们通常一般的人看到死就害怕，其实这是没脑子的事情， 不明白事理。看到死害怕完全没必要。因为有生才有死，既然看到死害怕，那我们更应该看到生害怕，因为有了生才会有死。我们看到生不害怕，为什么看到死害怕呢？ ” 吉藏大师圆寂的时间是武德六年，那时侯我们的白云寺还没建，白云寺好像是武德九年建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贞观年间，一种是武德年间。武德九年才有白云寺，而吉藏大师是武德六年五月份的时候去世的，七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