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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中观史》49·3 三论宗在僧诠法师健在的时候，摄山门庭的这些主要弟子没有一个在外面讲课的。僧诠法师去世了以后，除了得意布慧布法师 ——僧诠法师的最上首弟子，其他三个弟子都 没忍住，下山讲课了。其他三个弟子就是兴皇法朗法师、长干慧辩法师和慧勇法师，他们都在外面讲经，而且一下子名气就起来了。但是慧布禅师没有在外面讲课，他的意思是什么呢？看起来和他师父僧诠法师的套路一致： “你们就好好地学习，好好地修行，不用出去讲经。” （所以说他是 “得意布”确实是有道理的。 ） 那么后来，三论这一系还是有人出去讲经了，他们和当时流行的佛教学术有点格格不入。当时流行《涅槃》，而他们不讲《涅槃》；当时流行《法华》，他们最初他们也不讲《法华》；当时流行《成实》，他们又偏讲《成实》是小乘。他们讲什么呢？他们主要讲《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这几部中观系的经典，还有《般若经》。 他们在学习了这些经典以后，有什么表现呢？表现为很像中观师的风格。你们如果看过中观的经典，比如《百论》、《广百论》等等，你们会在这些经典里面看到这些中观师们真的是牙尖嘴利，辩论起来都是好手，甚至有他们不同寻常的风格，这种风格和后期陈那、法称因明的那种辩论风格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但是普遍的，中国人看到这种辩论的风格，就很不能接受 ——“ 招惹不就是抬杠吗？！ ” 。当时在学术界或者说当时的文人圈子当中对中观系的接受度有两种倾向：一种呢，是很愿意接受，比如像昭明太子萧统，是吧？包括梁武帝都很愿意接受。还有种呢，就是中国的传统士大夫，就很不愿意接受。因为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一般是要求为人比较谦和守拙的，他们认为高僧应该是内敛一点的，所以对于看上去非常张扬的这种中观风格，中国的士大夫们都不太接受。 有一些历史记载当中也留存了对三论宗的批评，当然不是直接说三论宗这帮人，而是挑了某个弟子来说，说这种学三论的人只会找别人的错误，盯到一点错误就把人家骂得要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三论宗在辩论方面比较厉害，对谁都是辩论。于是又有批评说，三论宗这些人是 “恣言罪状”，有错的地方就放言批评，“力毁诸师，非斥众学”， 说三论系学人对各位大师一点都不给面子，流行的各种观点全部被他骂了。还说中观派的这些人偏执心很重，说他们只希望自己的宗派厉害，看到佛教的其他宗派的人就 “更为仇敌”， 就像看到仇人一样。 一般的中规中矩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这种直指要害的 “ 辩论 ” 实在是搞不懂意思的，然后就说：这种人还要解脱生死？看起来就是吵架的人嘛。所以我们说，对中国的士大夫而言，中观真的是不太容易红起来。可以说，中国人对于 “ 辩论 ” 这件事，流行的 “传统” 里面确实是排斥的。（“墨辩"和"名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真真是属于 “绝学”的。 ）

《微课中观史》49·2 三论师的寺院建设和组织具有两种背景，一种就是早期的，和律寺比较有关系，当然也有类似山林派的实修风格。如果我们去看《高僧传》、和一些地方志，这里面三论宗的僧人好像经常是和律宗的高僧在同一个寺院，会经常看到有些寺院既出三论宗的高僧又出律宗的高僧，说明三论宗和律寺经常在一起，戒律比较谨严。三论宗，包括后来的天台宗都有这个情况，戒律非常严格。 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和禅寺的关系，三论师的主流比较注重讲经和禅修的，这也是有天竺背景的，中观大师清辨说， “多闻圣弟子”有两项宗教实践：圣说法和圣默然，圣说法就是讲经、论议，圣默然就是观察修、止住修。早期三论师甚至对禅修还更强调一点 。所以三论这一系的主流大师们基本上都没留下什么作品，道朗、僧诠、慧布、保恭、法朗、明法师，都没有什么文字、作品留下，三论师似乎不怎么强调著作。三论师中只有吉藏大师著作比较多，但他的老师法朗和他都不是师承里的第一号人物 ——僧诠的最出色的弟子是慧布，法朗排第二；兴皇法朗最中意的是茅山明法师，吉藏大师在法朗大师门下应该算是中坚，而非超一流。 在僧诠法师讲经的时候，我们说过当时流行《法华经》和《涅槃经》——我们已经提到过好多次了，但是僧诠法师一辈子都不讲这个。别人劝他，他就说：“你劝我讲的话，可以啊，但是你们能保证再活五年吗？你能保证活五年的话，我们就研究一下，保证不了的话，还是好好地学习般若波罗蜜。”老师父连这话都讲了，还有谁敢说话呢？ 那么，僧诠法师在山上带着那些弟子的时候也是讲经的，他主要讲什么呢？主要讲《大品般若》，讲《大智度论》，因为《大智度论》是《大品般若》的注解嘛，有点接近于逐文注解的意思。他讲经的话就唯独讲这些，可以说是非常恪守中观派的家法，当时流行的经典看都不看，完全不管。这个风格也很印度。今天藏地的学院派也是这样 ——教材以外基本不追什么热点。 还有一点（当时我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有一句话虽然大致的意思知道，但老是读不出来），僧诠法师有四个最重要的弟子 ——“领语辩（长干慧辩法师）”、“得意布（慧布法师）”、“文章勇（慧勇法师）”、“四句朗（法朗法师）”，他在讲完经以后，就对他的弟子说：“你们不许出去讲课。”原文就是“ 无使出房辄有开示 ”，但是这个句子到底应该怎么读才更精确呢？我一直没敢具体地说，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你们就好好地修行，不要给我出去讲课。 《续高僧传》卷七： “诠公命曰：此法精妙，识者能行，无使出房辄有开示。故经云：‘计我见者，莫说此经。深乐法者，不为多说。’良由药病有以，不可徒行。 朗等奉旨，无敢言厝。 ”

《微课堂佛教史》049·1 好，今天我们又开始佛教史，现在讲到了中国的三论宗这一系，是吧？ 中国的三论宗如果往前推的话，最后是推到鸠摩罗什法师那里的，包括日本人也这样认为，因为三论宗是传到日本去的。但是从罗什到僧朗这中间的人名好像有点数不太清楚，虽然以前日本人是硬数出来的，但，随便那种都比较牵强 …… 那我们就不管这推测的几种说法了。就历史的角度来看，罗什而道朗，是应该有传承关系的，但中间有一两个传承人物的传记不清楚。不清楚就让他不清楚吧，我们也不硬拗了 …… 如果中间一段的人名不太清楚的话，后面比较清楚的那几位又是谁呢 ?其中一位就是被称为高丽道朗法师的，日本人有时候把他称为河西道朗法师，其实这是两个人，不是同一个人。高丽道朗法师或者道朗禅师是有点禅师的味道，他从高丽（反正大家也知道是哪里）来到了中国的关河一带，也就是长安一带。那里曾经是鸠摩罗什法师待过很长时间的地方，也有一些人在弘扬 中观，这一系的传讲内容被称为 “ 关河旧义 ” ，。 道朗法师在长安一带学习了中观、三论以后就来到了摄山，就是现在的栖霞山、棲霞山，在南京的东面（那里的枫树非常好，我在南京实习的时候经常去。现在开发了，变太大了）。山居日久，道朗法师的名声就慢慢出来了，大家都知道他在三论上是个权威。有了一点名气以后呢，他还得到了南朝的 “菩萨皇帝” 梁武帝的崇拜，梁武帝知道他水平的非常高，就给他送去十个弟子，不用说，都是一时的青年才俊。 历史的记载里，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人湮没了，只有一个人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而且学得非常好，这个人就是后来比较有名的僧诠法师。那么，僧诠法师是谁呢？僧诠法师是法朗法师的老师，而法朗法师又是吉藏大师的师父。以后吉藏大师出来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按照学术界的说法，吉藏大师是三论宗的实际创立者。说是实际创立者，实际上就是写了几部重要的注疏（三论疏），固定了 “三论宗”的核心文献——“历史”是看文献论主从的 。 三论师的这一系，从长安到了南京附近，就是南渡以后，道朗法师算是第一代，僧诠法师作为第二代，这两代人物平时都是待在山里不出来的。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三论师的这一系有很强的禅僧的背景，包括后来其核心寺院的建设也倾向于山林化。三论宗或者说中国的中观宗这一系的学习模式，有很强的印度背景，和后来大唐第一海归 —— 玄奘法师这一系的做法差不多。

《微课中观史》48·3 那么，中观系统的僧诠法师门下还是出现在了一种——我不敢说是逆流，至少还是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有个别法师，比如在他的四个最有名的弟子当中有两个受到了成实宗的很大的影响，或者说受到经部系统的很大的影响。这两位是谁呢？就是前面提到的“文章勇”慧勇法师”和“领语辩”长干慧辩法师。 应该说，当时成实师的力量太强大了。具体的原因我也数次提到了，因为大乘的阿毗达磨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被完整地翻译过来。那么，如果在讲经的时候没有阿毗达磨，没有相当于词典性质的架构，大乘的教法也很难开演，所以会出现借助《成实论》来展开的现象。这个问题也和汉地佛教没有翻译中观的阿毗达磨性质的论典有点关系（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学习的《现观庄严论》），虽然它本身不是阿毗达磨性质的，但是展开以后就和阿毗达磨差不多，有点接近。 如果以大乘的阿毗达磨来说，后来玄奘法师翻译的《瑜伽师地论》、《集论》、《杂集论》等等这些论典就比较完善了。在玄奘法师还没有把这些论典翻译过来之前，汉地的大乘佛教在阿毗达磨这方面是非常欠缺的。 我数次提到过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鸠摩罗什法师他本人就很遗憾地说： “可惜我没有时间，其实我很想写一部大乘的阿毗达磨。”当然，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的佛教当中就出现了一类和阿毗达磨有点接近的著作，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我在微信上整理并推送的窥基大师的《大乘法苑义林章》。其他的法师，比如净影慧远大师也写过 类似这样的义林章。这些著作就相当于什么性质呢？相当于把佛教中比较重要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二谛、十二缘起、十二分教、二十七贤圣等类似的比较重要的内容和章节，把它们单独整理出来。当时这些作品也比较流行的，大家都比较喜欢看。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以后也可以学习。 那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微课中观史》48·2 《大智度论》的全名应该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释》， “摩诃”就是大， “般若”就是智，“波罗蜜”就是度——度彼岸，“经释”就是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释》是它原来的名字，而《大智度论》是流行的名字，或者说是一个别名。到现在，别名就变成正名了，大家都叫《大智度论》。因为 《大智度论》就是《大品般若》的释经论，所以，会讲《大智度论》的话，也就会讲般若经。《大品般若》，就是三十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别名。 当时中观派或者摄山的三论这一系在讲这些经典的时候，梁武帝就派了十个有名的法师到那里，跟 “山中师”僧诠法师学习，派过去哪些人 现在还不能确定，有没有后来学成出师的人呢？ 僧诠法师的弟子当中有四位是比较有名的，称为 “诠公四友”——“领语辩（长干 寺慧辩法师） ”、“得意布（ 栖霞寺慧布法师） ”、“文章勇（慧勇法师）”、“四句朗（ 兴皇寺法朗法师） ”，这四个人比较有名。 但是在这四个人当中，最正统的其实是被称为 “ 得意布 ” 的慧布法师。慧布法师基本上没有出来讲过课，他和兴皇法朗法师两人的关系很好。他 “ 周游列国 ”，长于 辩论，辩论以后的心得，会记录下来寄给法朗法师。 法朗法师又被称为 “ 兴皇法朗 ”， 因为他出山后常驻建业的兴皇寺；也叫 “四句朗”，看样子他讲经不错的，四句——“空，有，非空非有，亦空亦有”，是说他很会讲的意思。 慧布法师的外号是 “得意布” ，意思就是他得到了僧诠大师的精髓，得到了 “ 密义 ”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从这个外号也可以推知，慧布法师在师兄弟中应该排名第一。 慧布法师，或者称为慧布禅师也可以，他在僧诠法师去世以后，师兄弟们都下了山，他就去了北方。在北方，慧布禅师和另外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有过正面的交流和辩论，是哪两位大师呢？是天台宗的二祖慧思禅师和禅宗的二祖慧可禅师，慧布禅师曾经和这两位大师都辩论过。然后这两位大师都说，你们这样学习非常厉害，对断烦恼非常有帮助。 慧布禅师在和外界的高手进行辩论之后呢，正如我们刚才所说过的，经常会把这些交流的内容整理出来，寄给他的好朋友“四句朗”法朗法师。有时候突然觉得：“哎，昨天写的有点问题啊。”于是马上去追邮差， 追上后重新修改，再寄出去。 “ 兴皇法朗 ” 法师讲课时就会用到这些内容。估计慧布禅师和法朗法师气质有点不一样，就像藏传格鲁系的有些僧人，有的能辩不能讲，有的能讲不能辩，有的记忆力惊人一年能背一麻袋书 ……最厉害的就是讲辩著全能，还是传承核心的人。“得意布”和“四句朗”，应该就是两位的学风、特长了。

《微课堂佛教史》048·1 我们发现中观这一系，好像在某一段时间内有点刻意地避开大城市，所以朗法师去了哪里呢？他去了南京东面的栖霞山。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哦，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有一些南北朝时代的石窟。 当时朗法师的一个同乡法度法师在栖霞山结庐 ——我有点忘了法度法师到底是不是他的同乡，反正是法度法师已经在当地建造了寺院，寺院的大小倒是无所谓。以前的那个年代，想要靠一个人建多大的寺院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寺院，大概也就是几间草房吧。我们有时候在山里面看到一些小的茅棚，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意思吧。像我们现代这种规模宏大的寺院，都是要依靠几代人，甚至 几个朝代的人才能建起来的。 那么，僧朗法师就去到栖霞山，和法度法师在一起，后来呢，可以说是在管理寺院。刚才说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栖霞寺是大型的寺院，其实当时未见得是大型的寺院，都没几个人，怎么会建大型的寺院呢？但是僧朗法师的弟子当中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僧诠法师。 僧诠法师就跟从僧朗法师学习中观，后来他的名气非常大，连梁武帝也对他十分崇拜，专门给他送了十位水平很高的法师当徒弟。僧诠法师在山里讲课的时候，和他的老师一起被称为“山中师”。他们教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把他们教学的主要内容称为“四部论”。 这和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是不一样的，是以论典为主的，称为“四部论”。是哪四部论典呢？第一部是《中观论》，我们以前学过的，《中观论》是龙树菩萨所著，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汉地所用的是青目论师对《中观论》的注疏，有四卷。 第二部是《百论》，这部论典也是只有汉地才有的，它的篇幅比《四百论》略小，但是内容和《四百论》差不多，或者说和《广百论》差不多。后来玄奘法师翻译过《广百论》，它实际上是《四百论》的后面一半。《百论》的作者是提婆论师或者圣天论师。 第三部是是《十二门论》，它也是唯独中国才有的一部中观派著作，篇幅很短。《十二门论》也是龙树菩萨所著，相当于《中观论》的一个略本。上面这三部论典加起来就是常说的 “三论宗”的“ 三论 ” 。 还有第四部是《大智度论》。 现在我们把他们摄山系称为三论宗，是有一些原因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前三部论典比较流行。其实历史上也有曾经有人称他们为 “ 四论师 ” 的，如果是说四论宗的话，就要加上《大智度论》。

《微课中观史》47·3 此时，南北朝后期的南朝佛教那么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上层对三论系统或者中观系统已经瞩目了，然后就想运用他们的政治力量来扶植三论或者打压成实 ——“打压”这个词可能不太好，意思就是他们希望小乘的成实可以弱一点，所以在当时也有过大型的辩论和讨论等等。到最后，当然还得有新的书出来。是什么书呢？因为《成实》的篇幅相对来说比较大，就把它缩减出来一个略本在当时流行，意思就是说，学习《成实》 也挺好，但不用那么认真。 关于《成实》我们还是要再补充说明一下，“成”就是“成就”的“成”，“实”就是“真实”的“实”。《成实论》是经部宗的一部著作，在汉地有译本，目前在其他地方都没找到有留存下来的版本。 萧梁皇家参与扶植三论系，但同时成实系却正如日中天地发展着 ……可以说，梁代推崇三论中观 的效果并不明显 —— 成实师那个时候实在是要人有人，要粮有粮。 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由于中观宗的义理确实太难了，在学习的时候顶尖的人才出的不是很多，或者说出了顶尖的人才之后，又去山里打坐修行了，这就造成三论宗在一段时间当中讲经的人才不是很多。 这样呢，我们慢慢地就要开始讲到三论系统或者中观系统的摄山的这一支，也就是栖霞山的这一支。我们上次谈到了这一支当中的高丽的朗法师，也称为道朗法师，也有一些日本的作品当中把他和河西道朗法师混淆起来，也有称他为僧朗法师。僧朗法师的名称就很少有人说，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法朗法师。 道朗法师或者道朗禅师，现在也有对他专门的研究，是把他放在韩国人当中的。其实韩国或者说高丽这一系独立出来的时间是很晚的，应该说他是在中国的东北这一带或者说是现在的朝鲜韩国这一带，然后去到了长安附近学习。具体是跟从哪位老师学习呢，不得而知。但是从后来他的弟子们的一些情况来看，他应该是经过了非常正统的学习。他在学习之后呢，正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适逢当时的佛教界有一个从北向南的大趋势。身处其中的道朗法师也是一样，从河西也就是关河一带来到了南方的经济政治中心——南京。

《微课中观史》47·2 我们之所以介绍这些个背景，主要是想讲三论宗为什么在一段时间当中没有出现义理方面的高僧，没有出现被历史记录下来的讲义理的高僧。我们认为从三论宗的发展来看，中间绝对不应该是断层了然后再出现、复兴的。我们也看到，中观派当时已经在中国的各个地方都有开花，都发展了一些很重要的寺院和一些小型的僧团。甚至还出现了我们说到过的另一个问题，成实宗或者成实师在讲经的时候，包括后来的法华宗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在他们自己的宗派背景下，也在讲三论，也在讲般若。当然，这也在程度上说明了，三论虽然在一定的情况下，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成为像《成实》那样的显学，但是大家对三论还是都有所关注的。 我觉得在这个时期呢，对三论宗来说，就有点像太虚法师说的印度佛教的 “ 小行大隐 ” 时期，因为当时的成实宗实在是太强了。而中观宗呢（应该说是以宗派形式存在的中观宗），当时好像基本上都没怎么发挥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什么呢？就会出现在中观宗的发展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一种和成实宗进行对抗的背景。 这个时期，除了三论宗在对抗成实师以外，还有一个宗派，也在主动向成实师 “开火”，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天台宗，或者叫法华宗，他们也在对抗成实师。那个时候正逢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出现，智者大师和他的师兄弟们包括他的弟子们对成实宗进行了大量的批判或者说是对《成实》的小乘的说法进行了大量的批判。这个批判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成实师们把大小乘夹杂在一起讲，把《成实》说成是大乘的，然后站在《成实》的角度去说大乘的教理，在纯正大乘看来，这锅饭有点夹生了。三论 ——中观宗系统也是一样，对《成实》 师进行了批判。这是一个大历史下的协同作战。 一开始的时候，三论系统的一些高僧不算很有名，但是他们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已经受到了一些南朝王室的注意。我们可以发现，佛教的各宗在发展的过程中多多少少都受到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这一点从历史的角度几乎可以说是绝对的。那个时代，三论宗也受到了王室的关注，特别是宋齐梁陈的梁朝的梁武帝，他本身是信佛的，包括他的儿子昭明太子也是信佛的 —— 其实他们整个王室都信佛，而且名声在外，当时东南亚一带都知道，知道中国有个菩萨皇帝（奉行大乘佛教的皇帝）。

《微课堂佛教史》047·1 我们继续讲中观派在中国的历史，现在讲到了三论宗。 我们说三论这一系呢，在鸠摩罗什法师以后，有一段时间在很多地方都有不少人传习，但是这当中名头很响的人，或者说在《高僧传》当中名头很响的人，好像是没有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上次也提到过了，中观这一系从一开始就比较强调禅观，我们现在称为打坐。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中观这一系的名僧很多都是出自北方，因为鸠摩罗什法师到了长安，很多过去学习的法师都是北方的一些高僧。虽然也有从南方过去的，但是以北方居多，甚至如道生法师以前的家族也是在北方的。 应该说，在南北朝时期的早期，北方佛教的义理学相对来说是比较发达的，是因为有这几位北方的大师，而且那个时候儒学中心、经济中心也都在北方。那么到了后期呢，士族大量南渡以后，相对来说反而是南方的义理比较发达，而北方的义理则明显衰弱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北方的局势比较混乱，战乱也比较多， “五胡乱华”嘛。大型的学习义理的僧团只能在一段 相对和平的时间内出现，比如像鸠摩罗什法师及其门下，当时就赶上了一个相对的稳定期。 那么南北朝时期，整个佛教界、甚至整个中华文化的情况都出现一股从北往南发展的趋势，而北方的后期则 “转而” 注重禅观的，专注义理的人群数量明显下降。而南方的后期呢，是比较注重义理的。这是在佛教史上经常会出现的一种说法，就是在南北朝时期北方重禅观，南方重义理。 这里面其实也有另一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不是主要的。很多人会推理说，北方重禅观而南方重义理是由于南北方人的气质所决定的。即使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也觉得应该是占很小一部分的道理，并不占主要的地位，南北方佛教风格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受到了当时历史政治形势的挤压。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可以发现，南方比较重义理的这种说法当中的所谓的南方名僧，其实大多也是从北方过来的，或者说占比比较高的是具有北方背景的。而真正南方土生土长的义理方面的名僧，却不是很多，在人数上并不多。还是应该这么说，在南北朝时期，南方是属于刚刚开发的新的疆域，南方很多的知识分子都是从北方过来的，所以在整个僧团或者说佛教界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比较自然。

《微课中观史》46·4 那么，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三论师系自身和禅修有关的这一部分。至于三论系和禅宗的关系，下面会单独再讲。 另外，三论师系和律宗这一系也有密切关系。 在禅宗出现以前，如果有大型的寺院，有大量的僧人聚在一起，是一定要符合一些戒律方面的规定，这些就被称为 “ 律寺 ”， 这也是印度佛教的重要组织形式。理论上来说，寺院的组织都需要照抄这种形式。但佛教传入中国，就有些 “中国化”的东西，比如说，寺院的“山林化”也是“中国化”的其中表现之一。后来禅宗出现以后，基于历史的、经济的原因，有形成的禅宗特色的丛林制度。刚才谈到的“五山十刹”也属于禅宗的丛林制度的一部分。在禅宗丛林制度出现以后，其他宗派也仿照禅宗的组织形式，形成了自己宗派的各种寺院制度…… 三论师最兴盛的时候，今天意义上独立的禅宗尚未形成，也还没有后期的各种丛林制度，所以三论师的组织形式还是律寺的制度。加入我们把律寺大致配合“律宗”来说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三论师和律师、三论宗和律宗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其相关性。 前后看起来，三论宗流行的主要区域或者一些主要的寺院，都曾经出现过大量的和中国律宗有关的名僧。而且三论师系和律师系统地学问都非常丰富（比如我们讲过吉藏大师是被称为 “ 目力第一 ”的，好像和他喜欢 收集、整理经典有关），都很注意收罗典籍。这种对佛教典籍的收罗，在律宗或者三论宗的系统，还说不清楚到底是以哪个为主，谁是更主动些的，不知道。当时吉藏法师收集了很多书，而律宗的法师也很喜欢收集书来写《高僧传》 —— 写《高僧传》需要收集很多碑文、传记。 举个例子，会稽（绍兴）秦望山南麓的嘉祥寺，先有《高僧传》的作者慧皎律师，后有嘉祥吉藏大师，此后嘉祥寺又陆续“输出”了三论师和律师，又有律师允文，同时精相部律和《中观论》。 那么今天先到这里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