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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途：“火途”、“血途”和“刀途”？ 今天在拍卖会看到民国时期空也法师（当时被称为湖南四大高僧之一）的《发菩提心论略释》，看到如下这段，心里颇感意外。 空也（1885-1946）《发菩提心论略释》卷上： “‘三途’者，一、‘火途’，即地狱，以锅汤炉碳得名；二、‘血涂’，即畜生，以互相吞噉得名；三、‘刀途’，即饿鬼，以刀杖驱逼得名。” 此处称“三途”为“火途”、“血途”和“刀途”，虽也指向地狱、饿鬼、畜生，但这“火途”、“血途”、“刀途”之“三途”和相应的解释，却是我初次得见。 遂查验藏经，发现这种说法原来出自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 《摩诃止观》卷一： “若其心念念专贪瞋痴，摄之不还，拔之不出，日增月甚，起上品十恶，如五扇提罗者，此发地狱心，行火途道； 若其心念念欲多眷属，如海吞流，如火焚薪，起中品十恶，如调达诱众者，此发畜生心，行血途道； 若其心念念欲得名闻，四远八方称扬钦咏，内无实德，虚比贤圣，起下品十恶，如摩犍提者，此发鬼心，行刀途道。 ” 这是现在能查到的最早出典了。 唐·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卷一说： “《四解脱经》以‘三途’名‘火’‘血’‘刀’也。” 这是说以“火”“血”“刀”为‘三途’之说出自《四解脱经》。 《祖庭事苑》 “ 三塗 ”和“三毒”条亦说： “《四解脱经》以‘三涂’对‘三毒’：一．火涂嗔忿；二．刀涂悭贪；三．血涂愚痴。 《四解脱经》云 ‘三毒’感‘三涂’：嗔忿，火涂；悭贪，刀涂；愚痴，血涂。” 《止观辅行传弘决》 、 《祖庭事苑》 乃至《翻译名义集》等皆说 “火”“血”“刀”“三途”之说出自《四解脱经》。 但《四解脱经》，历代经录皆不载，或系伪经。（《翻译名义集》说有人以为“三途”“三涂”亦有差别，文繁不录。） 其实，途就是道，就是指的下三道呗。 “火”“血”“刀”为“三途”之说，名词新鲜，应该算是中国人自己消化以后的结果，也算是“中国化的佛教”的案例了。

《开元释教录》和猪八戒的九齿钉耙 《百度百科》“《开元释教录略出》”条说： “《开元释教录略出》是智升创作的宗教哲学类书籍。 凡二十卷。唐代智升编于开元十八年（730（庚午年））。又作开元录、开元目录、智升录。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五册。全书分成前后两部分……” 词条的这两段都错了。 首先，《开元释教录略出》不是“宗教哲学类书籍”，它是佛经目录类的书籍，跟哲学不沾边。 第二，《开元释教录略出》不是《开元释教录》（百度这个词条的编纂者抄写的是《百度阅读》），词条的编纂者混淆了《开元释教录》和《开元释教录略出》。《开元释教录略出》仅有四卷，《开元释教录》才是二十卷。《开元释教录略出》也有五卷本的，《开元释教录》也有三十卷本的，但《开元释教录略出》没有二十卷本的，它的篇幅就那么点。 《开元释教录略出》和《开元释教录》有关而不全同，《开元释教录略出》是《开元释教录》的《入藏录》（卷十九~卷二十）部分，加上千字文编号。如《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作：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百卷 ( 十六會說六十帙 ) 一萬五百八十一紙” 同样的部分，《开元释教录略出》作：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百卷 唐三藏玄奘法師於玉華宮寺譯 六十帙計一萬六百四十九紙 【天】字起至【柰】字止。” 《开元释教录》录经1124部， 5048 卷，后来 5048 这个数字乃至民间皆知，《西游记》里的唐僧取回的就是 5048 卷经书，乃至猪八戒的九齿钉耙、沙僧的降妖宝杖也都是 5048 斤。 5048 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的“记忆”里，早就和佛教不可分割了，而它的最初出处，便是《开元释教录》了。

《微课佛教史》88·3 在出现了不同的说法之后，年轻的玄奘法师也觉得这个情况很难接受。其实如果把这个事情放在印度来说，就会觉得很正常，因为印度的各个流派都是各说各的，或者一个事情在同一时代的各个师承也会出现各说各的这样的情况，但各个派别都有传承在继续。 玄奘法师从十三岁到十七岁的这段时间内，主要就是待在洛阳的净土寺，而那时就已经迎来了隋末的时期，天下已经开始乱了。《隋唐演义》大家都听说过吧 —— 程咬金、瓦岗寨等等的故事，这些事情已经开始出现了，包括之前的杨玄感造反。 就在玄奘法师差不多十七岁的时候，李渊起兵了，并在长安建立了政权，好像可以说李渊的这个政权是受到了当时士族的追捧。为什么呢？因为李渊他自己也是属于士族出身的，这个士族未必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文化士族的概念，但是他也是当大官的。 在整个隋末大乱的时候，我们现在是称之为隋末农民起义——其实很难谈得上是农民起义。在当时混乱的背景之下，李渊的政权应该说是比较受到当时的士族的归心，为什么呢？他本来就是当官的，大家对他会比较认同，而他也会比较认同之前的社会秩序。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历史上比较明显的是，一般后来的一个政权的延续者，往往都是前面一个政权的高层，这样他的政权、他的价值取向和社会流变等等都会得到当时士族上层的认同。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李渊这叫起兵，他在长安代隋以后，国号就叫大唐，年号为武德。很多士族都觉得整个中原比较乱，也就去投奔李渊了，可是当时的长安也还没有很稳固。虽然李渊算是定都长安，连国号也定了，但是北方还有突厥，西方还有薛仁杲这些 —— 这些历史故事我们就不说了。期间也有过几次很危险的状况发生，所以玄奘法师和他的哥哥先是去到了长安，后来发觉长安其实也并不安全，也挺乱的，于是就往南，避乱去了四川。

“观清高”！《开元释教录》说的！ 上海博古斋的这次2020春季拍卖会（因为疫情问题，都到秋天了），拍得了一件《开元释教录》。 这一件中间其实分两件，分别是《开元释教录》卷二十和《开元释教录略出》卷四。 拍卖的图录说是明刻本，具体来说，应是明永乐南藏本。《开元释教录》和《开元释教录略出》一般很少有单行本，此两卷又见千字文标号，分别是“禅三”和“禅七”，查《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开元释教录》永乐南藏千字文标号是“（宗—禅）”，《开元释教录略出》永乐南藏千字文标号是“（禅）”，正相符合（其他藏经版本的千字文编号则都不符合）。 预展的时候，我翻到《開元釋教錄略出》这一件的最后一页，突然就，眼前一亮！ 这必须要拍下来啊！ 上面的“最观清”一段，是《开元释教录略出》提出的疑伪经部分，原文如下： “最妙胜经一卷 观世音三昧经一卷 清净法行经一卷 高王观世音经一卷 ……并是古旧录中伪疑之经。《周录》虽编入正，文理并涉人谋，故此《录》除之不载……” 原来本来是“观清高”啊！ 有机会查一下《永乐南藏》，看看这两件究竟是不是《永乐南藏》的本子。

《微课佛教史》88·2 这个事情还说明了一个问题，怎么说呢？我一直是觉得家庭的背景对玄奘法师的成长还是颇有影响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士族家庭的成员，他的哥哥也是一位学问很好的法师。 玄奘法师接下去的这两年，也就是他十四、五岁的时候都是在洛阳的净土寺度过的，和他的哥哥在一起学习。那个时候的学习也是包括唯识的，主要是《摄论》——就是《摄大乘论》，我们一般会简称为《摄论》。玄奘法师在后期也翻译了《摄论》——《摄大乘论》，也翻译了世亲论师对《摄大乘论》的解释。 玄奘法师学习的内容还包括有部的毗昙 ——阿毗达磨， 说一切有部迦旃延尼子的系统，其实就是前面说的毗昙。我们看玄奘法师翻译的经典当中，最大部的就是《大般若经》，六百卷。除此以外的其他译作呢（我自己有一个发现 ——如果要说的话，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就是玄奘法师对唯识和说一切有部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有大量的译作集中在这两个科目。这个其实和他小时候的经历是非常密切相关的。玄奘法师小的时候或者在他求学的时候，就是大量地学习了有部和唯识的经典。 但是玄奘法师当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个问题，这些唯识的经典 ——包括《十七地论》 （后来的《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说一切有部的《俱舍论》和其他说一切有部的毗昙（阿毗达磨），虽然大家都在讲，但是当时各家所讲的都不一样。这些经典在汉地的传播中会有各个师承的不同发挥，在问题出现的时候就各说各的，有时候还不一定能够得出最终的答案。 我们前面在讲净影慧远大师的时候也提到过，他小时候在学习期间就能够针对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给出一些大家很能够信服的答案。中国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比较愿意接受有一个最终的说法。我们一直说，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一直有着 “大一统”这样一个概念，所以 一般的学者会认为在佛教领域也应该有一个最终的说法、应该有一个终极的标准答案。 但是以印度的佛教宗派来说，却未见得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标准答案，举例来说，刚才我们谈到的毗昙，在毗昙学传入中国的时候，同一位译师可能先后翻译了克什米尔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的经典，“西方师”（也是根本说一切有部的系统）的论典，甚至同时还翻译了正量部的经论——这三个系列的经典在我们今天看来显然是有差异地，甚至还有很大的差异（如说一切有部和正量部之间差异就很大），这在正统的印度人来说可能是可以接受的，但对当时中国人学起来就有点费脑子了，同一个问题怎么会有差异这么大的几种答案呢？！

《微课堂佛教史》088·1 那么玄奘法师既然已经考出来了，他也是一样有度牒的，也就获得了免税的资格。玄奘法师出家以后呢，还是和他的哥哥长捷法师在一起，待在洛阳的寺院里面听经。主要听的是什么进呢？听的是《涅槃经》。 我们上次在讲中观一系的时候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当时《涅槃经》属于佛教的显学，继《法华经》以后，《涅槃经》是一个显学。当时的毗昙——就是阿毗达磨，也是一个显学，有小乘的法师翻译过来。还有一个显学就是《摄大乘论》，这是由于南方的摄论师真谛法师这一系的传播。所以玄奘法师又在当地学习了《摄大乘论》，他就很喜欢唯识的教法。 据说年幼的玄奘法师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听讲一遍，然后再看一遍，就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这个太厉害了！古人真的在背诵、记诵方面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即便古人的背诵能力都比较强，玄奘法师的水平在当时也是被周围人所惊诧的：“那个小朋友实在是太聪明了！” 所以寺院就安排他复讲，就是白天师父讲完以后，晚上请他再复讲一遍。据说玄奘法师能够把老师讲过的地方全部都讲出来，师父树立的一些观点和说法，他都能够剖析得很精确。大家就觉得这孩子实在是太聪明了，才十三岁哦。 其实玄奘法师的故事说起来也有过很多版本了，包括复旦大学的钱文忠教授以前也曾经在《百家讲坛》讲过，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听听。不过我没听过，我好像听过一集正好在讲《西游记》里面玄奘的故事，当时还觉得挺奇怪，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把《西游记》里边这部分内容作为一个引子来讲的。 玄奘法师的故事确实比较多，而且比较戏剧性 ——其实戏剧性也谈不上吧。就是他正式获得出家身份的事情比较特殊吧，他十三岁那年隋炀帝正好给了度僧的名额，虽然玄奘法师不是考得最好的，也不是背书最多的，但是他把当时的考官给打动了，考官就破格给了他一个名额，然后就成为一名正式的出家人。 但玄奘法师当时还不是正式的比丘僧，还要过几年的，因为十三岁是不能受比丘戒的 ，要正式受比丘戒要到二十岁，后来汉地愣是把闰年闰月这些都凑起来，说十八岁也行 ……但不论怎么说，十三岁是远没有到受比丘戒、具足戒的年龄。

地方豪强往往侵占乡村寺观 《潮州府志》（清·乾隆周硕勋志）之《寺观》在卷十五，篇首有个小序。 《序》里说到：“……潮之名僧、仙逸每留其踪，而香灯所守，后嗣不肖者辄亦荡费；又往往为豪右并夺，可不登籍而稽之欤？……” 这是说，潮州的名僧、高道留下了踪迹，建立了寺观道场，而后人继承无能，寺观场所徒然废置……并且这些（公益性质的寺观场所）地产家业往往又被当地的豪强劣绅所霸占，所以呢，在编写志书的时候就把这些现有的正规寺院编籍，方便将来查考…… 这一段有一个是我以前没想到的——地方豪右势力侵占寺观的行为。我以前读寺院的碑文，其中往往有涉及地产买卖的，这类碑刻类似一种地方性（乡村）的法律文书，文字中总觉得它们对寺院产权限定地太清晰。 原先认为，勒石刻碑是限制寺院把寺产流通出去，现在据此《序》文看来，还有约束当地的豪强避免其侵占寺产的作用。

《同治上海县志》所记载之“西林忏院” 去年有过一段时间曾专门聊到过上海的一些寺院的历史，关于这个话题，有机会准备一点点做下去。现在已经收集了很多上海的地方志。 在这些寺院里面，聊到过一个“西林忏院”，当时考出《同治上海县志》有误，但在《中国地方志集成》中没有找到《同治上海县志》，只能引用二手资料了。 这次上海博古斋拍卖会上有《同治上海县志》，我没有拍到此件，但已经查到相应的记载。即如下 《同治上海县志》卷三十一《寺观》 “西林忏院”条 说： “在西门外，本黄氏墓庵，明万历三十年僧宝昙重建，杨万里题额” 并附小注 “杨万里《记略》：“余祖茔之西有黄氏墓，不详其名。房数橼，奉白衣大士，僧宝昙住焉……因募得若干今偿其值，重建为庵……”， 此盖误明万历之 “僧宝昙”为杨万里相关之“僧宝昙”。 这一失误当延自西林忏院的所谓 “杨万里题额”（当为好事者伪造） 。 《民国上海县志》说： “ （西林忏院）在三林乡，后有慈悲阁 ……” ，可能是已经发现这一错误，而未沿袭《同治上海县志》之说。 按： 临时写两句算是记录一下，关于这个“西林忏院”，可以再仔细看看前后的《上海县志》的差异。

《微课佛教史》87·3 我一开始就提到过，玄奘法师出生于士族人家，也是仪表堂堂，这个属于我们说的增上果（大部分背景下，也可以说异熟果）。因为一个少年的一句 “远绍如来，近光遗法”，作为僧籍主考官的 大理卿就非常看重他，所以给与特殊的优待 —— 破格录取，多录取了他一个。本来年度的度僧的名额是十四个，现在就增加到十五个。所以玄奘法师十三岁就正式出家了，获得了在册的正式的僧人身份。 本来呢，就佛教本身而言，出家获得这个身份是不需要国家的批准的，确实是这样。但是在唐代和隋代以前，中国并不是一个宗教上很成建制的国家，那么外国来的宗教进入中国以后呢，就说自己是方外之人，有自己的法律，戒律 ——就是 和尚说，我们的事情皇帝管不到，我们有自己的法律！ 中国的历代皇上在大部分情况下，看着这批自己说不归我管的人，也没啥经验可以借鉴，慢慢地就接受了僧人相对世俗的超然身份，承认了僧人的自由流动和僧人免税免徭役的 “行业内部法规” 。但时间一长问题还是出现了，如果因为皇帝管不到僧人，而僧人可以免税免徭役，那聪明点的人就都会去出家了，都剃了头，说 “我是出家人我不缴税”……这样下去税收会是问题（这样的事情是实际发生着的） ，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官方管理僧人的相关制度，出家需要报有关部门审批，或者是得到国家的同意才行。 历史上曾经是这样的，因为公认出家人是免税、免租庸调的，还可以不服兵役。于是大家都把头一剃，把地 “捐”给寺院，自己做寺院实际的佃户，来躲避税收和徭役。由于这批实际是“假和尚”，所以他们平时是不奉戒的…… 从这里其实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老是会出现灭佛运动，原因也在于此。因为僧人是免税、免租庸调的，如果僧人的数量非常多，甚至是出现很多假僧人的话，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所以一旦王朝产生经济方面的大问题，就会考虑向佛教开刀，原因也在这里。 我们看《西游记》里面就有这样的事情。唐僧是有通关文牒的，是吧？这通关文牒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护照，历史上的度牒也有这个形式。以前路过或者进入城市的时候，如果你是带着东西的，超过一定额度，那是要交税的。但是你有度牒或者相应的身份证件呢，（在印度）那是可以不用交税的。所以在出家人的戒律当中就有一条规定，就是不允许帮助别人偷税，为什么呢？因为出家人是免税的，所以你就不能帮着别人带东西过境。如果有这种 “ 带货 ” 行为的话，是属于犯戒的。今天这条戒律对我们来说还是存在的，就是不能够逃税，也不能够帮人逃税。

《微课佛教史》87·2 那个时候（隋代），能把《华严经》、《法华经》背诵下来并不代表他就是非常有文化的，但一定代表他有很强烈的出家愿望，是吧，所以这就是当时考试的一个背景。因为如果真的是考试某个宗派的理论的话，年轻人还不见得已经形成宗派的意识，而且考试也很难有标准答案。所以一般来说，那个时候 “ 应试得度 ” 的方式都是背诵经典，看谁背得多。每一个时期在每一个地域，都会有一定的度僧的名额，你表现得更出色，更有机会得到官方 “剃度”的名额 。 在玄奘法师十三岁的那一年，有一个特诏，就是在洛阳允许十四个人出家。玄奘法师那个时候也去考了，年纪还很轻啊。他能够背诵的经书还不是那么多，所以应该基本上这个名额是轮不到他的。因为参加考试的人很多，考得好的有几百个人，玄奘法师虽然是几百人之一，但是他的水平毕竟还不够，所以基本上他是不会入选的。 这个时候呢，考官就来了。考官是学问水平非常好的一个人，官也当得很大，后期当过大理卿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检察院总检察长。他看到一个小孩在路边上站着想要出家，可能也是觉得那小孩相貌堂堂的——我们都讲玄奘法师是相貌堂堂的 ，气宇不凡 ——他是士族家庭长大的，味道在那里 。 考官就很好奇： “哎，小朋友，你为什么要出家呢？”玄奘法师当时也是出口成章，可能也确实是因为背诵了很多经典，而且从小就出生在官宦人家，是在 士族家庭长大的，所以待人接物很有一番风度。玄奘法师就回答说： “远绍如来，近光遗法。” 这个文字真是非常漂亮啊！当然这个文字到底是不是后期加工的，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现在好像有点不太容易接受。确实那个年代十三岁的 士族子弟有这样的文字水平是完全可能的。 玄奘法师说我为什么要出家呢：释迦如来圆寂的时间离我们已经久远了，我要发扬长久以来的如来教法。“远绍如来，近光遗法”，远和近相对嘛，长远来说是继承如来的家业，近的来说要光大如来留下来的教法。文字是非常漂亮的，当然也绝不是单单文字上面的，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他气质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