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新知—— “冠科”、“冠注”、“冠导”、“新导”、“旁注”、“鳌头” 整理一些日本佛教书，经常可以看到有“冠注”、“冠导”、“新导”这类字样。 原先也都没太注意，但收拾起来，就觉得有好多这样的用法，不理解，上网也没查到，于是找了几个和尚兄弟和几位大学教授“求索”……终于有了答案。 原来，这是一种注释方法。“冠”，就是一本这样的书，正文得上头，称书之“头”或“冠”。在正文上面留出地方来写注解，就叫“冠注”；在正文的上方“导”入（别人的）相关的注疏，叫“冠导”；新的“冠导”，就叫“新导”。所以“冠注”、“冠导”、“新导”这些都是刊本的一种，在日本明治以前就有，集中出现在明治二十年前后，而且在佛教的注释本中出现得比较多。 索嘎！原来是这样，就是注解的一种嘛！中国人用得比较多的是夹行小注，也有在“冠”（正文的上方）的地方摆上科判的，但基本没见过“冠注”、“冠导”、“新导”这种用法。 我又翻检了一下手里有的日本佛教注释，发现“冠导”，又叫“鳌头”。 类似的还有“旁注”。 我记得刚买了几本明刻本的《大般涅槃经》，这个经的版式还引起了我的注意，专门买下来…… 这书的正文上方留出很多地方做科判，按照日本人的说法，这就是“冠科”了。好像日本人确实也有“冠科”的书。 还真 有“冠科”，还是中国人的…… 这样，可能真的是中国先有的“冠科”慢慢传到日本。 另外，“冠导”、“冠科”好像都是天台宗的书嘛，说不定唯识宗叫“鳌头”而天台宗叫“冠导”。（再找找看，） 很有可能，最早出现的是“冠科”，然后是“冠导”、“冠注”，后来是“新导”。（欸，为什么不是“新冠”？）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我以后要多留心一下啦。 新的知识又增加了…… 多谢傅老师、张老师让我获得新知！谢谢！

《微课佛教史》97·2 “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我们这些人被称为 “ 后贤 ”， 不是我们真的 “贤”了（是人家客气，给个面子 。相当于唐僧到处给人打招呼 “老菩萨”、“小菩萨”、“女菩萨”，相当于六祖慧能大师开口闭口称大家为“善知识”，别真以为自己就是菩萨、善知识了，人家是客气。）。“如未谙斯旨”，如果不知道取经之艰难，“往往将经容易看”。 我们今天就把这些经典往那儿一放，很简单，很轻松。又有多少人在看经典呢？看了半天也就是那几部，《金刚经》也就是拿着一个版本念完就算了，大多数情况是拿了就放在那里。大藏经里有那么多部经典，我们连看都没有看过 …… 还记得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微信群里玩了一个游戏，让大家报出一个经典的名字再发红包，我的目的是让大家多了解一些经典的名字，有些经典我们可是连名字没有看到过的。更为可惜的是，我们抓在手上的好多都是伪经。唉，这个特别特别地可惜！ 所以我们确实需要好好地去印这些经典，好好地去读这些经典。先贤翻译这些经典是让我们学习的，可是现在还有很多人说不需要学习，书放在那里就可以了。这个真是太好笑了，佛教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佛教是智慧的宗教啊！前人写书写论的目的一定不是让我们放在那里磕头用的吧！ 这些取经的高僧非常了不起，因为异族文化具有的特殊性，就把它们翻译过来，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真的是非常伟大。中国本土的文化历史非常非常地灿烂，但在哲学思辨上却没有这么灿烂 ——我说的哲学不是指大范围的哲学。中国在思想方面也很灿烂，但在思辨哲学上稍微略逊一筹，而把印度如此思辨缜密的宗教哲学引入中国，这几位大师功不可没。 那么，玄奘法师赴异族取经是一种伟大，还有另外一类伟大的法师，我也是从前年开始才特别深切体会的。 我以前一直没有觉得这位法师有多了不起，从前年开始吧，我是由衷地对鉴真大师升起了敬佩的心，他太了不起了！对于日本来说，他是一个异族的人，为了把佛教带给异族也是一样的九死一生。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七次才成功，眼睛都失明了，甚至还飘到海南去。如果是我的话，估计一次、两次我就不干了，三次五次那是足够到位了！鉴真大师，七次！玄奘法师是 “不东”，鉴真大师是“誓东”！ 还有我们熟知的阿底峡尊者也是一样，从印度来到西藏高原，他当时已经是一位老人了，对他来说，高龄而赴雪域是肯定要减寿的。但是为了把佛法传播到异族的地方，给异族人带来更多的好处，这两位都是百折不挠。啊！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慧布卒年应为“祯明二年” 陈垣《释氏疑年录》“摄山栖霞寺慧布”条下，说： “ （广陵郝氏） 陈祯明元年（五八七）卒，年七十余。（《续（高）僧传》七作年七十，今据《（法苑）珠林》八二引。） 检《法苑珠林》卷六十五（大正藏本）： “陈摄山栖霞寺沙门惠布，俗姓郝，广陵人……年至七十，与众别云……于是绝谷不食，命将欲断……以陈祯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本住，春秋七十有余。” 《法苑珠林》此节之“摄山栖霞寺沙门惠布”即“摄山慧布”，“惠”、“慧”通用。 《法苑珠林》此处慧布年岁记载明显有误：以“年至七十”，“绝谷不食，命将欲断”，而数日之后“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时突然“春秋七十有余”，此断非可能！（“有余”二字当衍。） 故此处应从《续高僧传》，慧布卒时“春秋”当为七十。《释氏疑年录》之从《法苑珠林》说，失查。 清案： 《古诗记》、《文苑英华》、《金陵梵刹志》、《广弘明集》、《 江令君集 》记载慧布卒年皆谓 “祯明二年”，江总（慧布弟子）《诗序》较之道宣（唐初人）《续高僧传》为第一手资料，当从江总。 故慧布之卒时或当为“陈祯明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即公元 588 年 12 月 16 日）。

《微课堂佛教史》097·1 我第一次去敦煌的时候，一阵沙暴吹过来，人那时候还是躲在敦煌的藏经洞里面得，等到从洞里出来讲话的时候，嘴巴里面全都是沙子 —— 这还是我们待在洞里面呢，如果我们是直接暴露在露天的沙漠里，那估计人都没了。 可以想象， “取经人” 当时是完全抱着 “有死无生”的态度才会去取经的，这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杨利伟，他上天的时候也是带着“ 可能会回不来 ” 的态度 …… 所以英雄的背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伟大，我们今天应该要非常非常地珍惜现在的这些经典。 “沙河遮障力疲殚”，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很简单的事情，放在以前却是很困难的事情。哪怕河流也是一样，今天来看，长江也就那么一点点，但对以前来讲就是 “天堑”。我们今天觉得这些都没什么，以前真的很困难。我曾经碰到过一些藏人，他们 说： “ 这条河，我就没有见过下了河以后还能活着出来过的人！ ” （流沙河的沙悟净可能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 当时他看到某某老年冬泳队下河吓傻了，后来这些 “冬泳健将”是都活着出来的奇迹s。 古时候的这些僧人取经的艰苦、困难恐怕是大家不能想象的。真的，不止是一条河，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过不了这条河（应该过不了，咱玄奘法师之前肯定没训练过冬泳）都得绕很远的路才能走过去。 **“遮障”**就是障碍、阻碍。走啊走啊，疲乏得力气都没有了，最后倒下来，有些人甚至倒下来以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 冻死了、渴死了，或者被野兽吃了。 即使是这样，玄奘法师仍然发誓： “宁可西进一步而死，也不后退一步而生 ！ ”这种态度，在今天的人身上，太少见了，太少见了。像我们这些人都没有，所以成不了大师的原因也在这里。这都是用生命换来的，拿今天的话来讲，都是用执着的念头换来的。有了这个执念，中国的佛教才会出现后来玄奘法师翻译的经典——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共七十三 种。 我去过日本奈良一个法相宗的寺院——药师寺（法相宗大本山），那个寺院有玄奘纪念馆。 纪念馆有个匾，就两个字—— “不东”！ 这就是玄奘法师出发取经时的誓言！

慧布卒年 摄山慧布，南朝著名僧人，为摄山僧诠法师弟子，被称为“得意布”。作为三论宗的高僧，他曾与禅宗慧可禅师、天台慧思禅师、僧稠禅师交流，后在今南京栖霞山建寺，南朝（陈）君臣奉之如佛。 据《续高僧传》记载，慧布的卒年为陈祯明元年，即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续高僧传》说： “……（慧布）以陈祯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栖霞……” 《释氏六帖》、《古今图书集成》等皆同。 然，据《金陵梵剎志》，江总“营涅槃忏”，谓慧布法师卒年为“祯明二年”，则与《续高僧传》不同。 《金陵梵剎志》卷四： “营涅槃忏（并序） ·陈·江总 （祯明二年仲冬，摄山栖霞寺布法师倐尔待终。余以此月十七日宿昔入山，仰为师氏营涅槃忏，还途，有此作）……” 《江令君集》作： “祯明二年仲冬，摄山栖霞寺布法师只尔待终 ……” 《广弘明集》作： “祯明二年仲冬。摄山栖霞寺布法师。某尔时终。余以此月十七日宿昔入山，仰为师氏营涅槃忏。还途，有此作……” （《金陵梵剎志》 “倐尔待终”，《江令君集》为“ 只 尔待终 ”，《广弘明集》作“ 某 尔 时 终 ”，当以《金陵梵剎志》本为是。） 如此，则慧布卒年有 “ 祯明元年 ”与“ 祯明二年 ”二说。若不是版本抄写的讹误（二、元或误），则当取江总“ 祯明二年 ”之说。《续高僧传·慧布传》“太史”云云，若据江总记载，则似非可能（南朝君臣皆知慧布圆寂事，非猝尔）。 （明天再查一下《释氏疑年录》看看。）

《微课佛教史》96·3 “路远蔽天唯冷结，沙河遮障力疲殚 ”，路远那就不用说了，远的话要走几年。这还是在说能走到终点的人，中间还有很多在路上就病死的。大家可以去看看玄奘法师的传记，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后来他过帕米尔高原，带着大批随从，带着骡马，有很好的补给，在经过雪山的时候都要死将近一半的人。十之四五都死掉了，骡马也死了无数。这还是有强大补给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强大补给的，那真的是太困难，太困难了。 一直支撑他们坚持下去的力量是什么呢？是真的为了求法，为了能够把真正的佛法带回来。玄奘法师在印度的时候曾经找了一个人（耆那教的）打卦，打卦的结果说什么呢？说是玄奘法师如果留在印度的话，情况会非常好。虽然回国也很好，但是留在印度的话会更好。但玄奘法师还是毅然地选择了回国。 玄奘法师选择回国，因为他去印度就是为了求法，然后要传回大唐的。这样的求法高僧的热情，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见，真的非常令人感动。玄奘法师是一个典范，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这个我后面再讲吧。 “路远蔽天唯冷结 ”，这个怎么说呢？气候不好，天都被障蔽住了 ——当时他们要爬雪山。 以前又没有知识，不知道什么高原反应、雪线，也就不知道怎么对治 …… “沙河遮障力疲殚”，沙河，就是指大沙漠。几百里的大沙漠，稍微走走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今天我们带着补给、带着最好的装备、有精确的地图 ……都难保成功，更别说一千四百年前了…… “力疲殚”，缺水、少食、长时间地行走，迷失路途的恐怖，耗尽了精力。而且取经路由于充满了未知（对取经路上的行走来说，再专业的取经人都最多算是业余选手），身心都会处于紧张状态（最初是过于兴奋），实际的体力消耗要比正常（同样的情况下的实验结果）情况下的体力消耗要大许多倍，就像一个拳击手在拳台上，业余选手一般在第一个回合（两分钟）过去以后，就基本上累瘫了，但这个业余选手很可能每天还坚持长跑一两个小时……

金陵刻经处刻经题记 ——鲁迅、石筱山和倪正和 金陵刻经处刻印佛经是近代以来最有名的了。它在经文之后有大量刻经题记可供研究 比如鲁迅捐资刻过《百喻经》，就有明确题记。鲁迅给的钱刻完《百喻经》还有富余，又刻《地藏十轮经》。 金陵刻经处后来为此还出了一版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本子。 随便翻翻（最近好像都是“随便翻翻”）《金陵刻经处刻经题记汇编》（王儒童），发现《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共两百卷，根本说一切有部核心论典）的题记里，提到几个“熟人”。 首先是能海上师。题记说他为补足刻印《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的资金而筹款而筹款。（赵朴初居士和吕澄先生咱就不提了。） 又看到前两天刚说到的倪维泉。倪维泉的父亲叫倪正和，也是能海上师和范古老的弟子，在上海也是“大居士”了。 倪正和是此次筹款（补足《大毗婆沙论》刻印募款）的负责人。而且他们一家——倪正和、方正明、倪维泉——独立捐资刻印了《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第一百九十二卷。 还有两个名字我没想到—— 石筱山、石幼山也在施资刻印的人名里。 石筱山（ 1904-1964 ）、石幼山（ 1910-1981 ）两兄弟是上海石氏伤科第三代传人，祖上是走镖的，后来石家来上海行医，在上海是骨伤科 “第一块牌子”，至今还有传人。 我们（上海中医药大学）的老师曾经提起过一些中医系统的老先生都有点信佛，这回见到真凭实据了。

《微课佛教史》96·1 我们一点点来谈谈这首诗。 不管义净法师也好，玄奘法师也好，他们都是唐代人。那么在唐以前，包括唐代，都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大家一代一代地去往西域或者印度取经。为了能够把真正的佛教带回中国，一代一代的人都是这么做的，都有西行取经的人。 取经人中比较著名的，最早的有朱士行（公元 203年～公元282年） ，中间的有法显法师（ 334年～420年） ，最著名的就是玄奘法师（公元 602年～公元664年）） ，之后还有义净法师（公元 635～ 公元 713） 。在玄奘法师之后其实还有很多西行求法的，义净法师为此专门写过一本书，叫《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大家可以去看看，里面有一大批的人，从各条路去印度取经。 那么，有些局外人可能会认为这不过只是一种宗教热情。应该说，在这种宗教热情的背后，实际上是有一种求法或者求知的欲望，如果我们今天仅仅把它看作是宗教热情，可能是太简单化了。这个背景确实是因为佛教的这些内容真的把大家给吸引了。如果单单是宗教热情的话，那就去到那里磕头就行了。但是取经僧给我们带来的是大量的佛教文化，特别像玄奘法师带回来的，是中国比较欠缺的佛教哲学、因明学 ——逻辑学等等。 “晋宋齐梁陈隋间”，之前是从东晋开始的，历经宋、齐、梁、陈，一直到隋代，都有这样一代一代的人去西行求法。（这是唐人的口吻。） “高僧求法离长安”，取经僧一般都是从北方走的，就是走玄奘法师取经的这条路。长安是当时的国都，他们都离开长安西行，放弃了比较优渥的生活。 “去时成百归无十”，去的时候有一百人，回来连十个人都没有。这一句翻译成现代汉语是什么意思呢？九死一生！真的是九死一生，都是踩着前人的尸骨作为路标而前行的，非常非常地困难。 以前可不像今天，今天搞个签证、搞个飞机票就去了。而且今天有很多人在走的时候，后面还有人跟着。所以今天的走，和以前人的走是不一样的。说实话，我看到今天很多重走玄奘路的人，水平和玄奘法师真的是实在没有办法比，差得太远了，这种人怎么说呢？完全是噱头，水平太差了。（有些和尚不是 “走玄奘路”，是在“走秀”。*一样的脑子，走十遍也是个半文盲。 ） “后人焉知前者艰”，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怎么知道前人的艰难呢？大家如果去河西走廊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随便翻翻古籍拍卖的图录，看到某拍品上有这样一枚印。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最早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听成龙说过这句话，一直很喜欢这句（现在大哥的人设塌了，但这句话并没有过时）。这次又看到，查了一下，原来语出刘伯温。据说林则徐也拿它当座右铭。 有兴趣也去刻这样一枚闲章。 这是一件金陵刻经处版的《十二门论序疏》，三论宗吉藏大师撰。 说起来，第一页的三枚印章里，两枚闲章和这本书都不是很搭。“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用在佛教书籍里面，一点儿也不合适。另一枚是“李氏杏山珍藏书画之章”——这本书也不是书画呀。所以，闲章还是得多备一点——前几年我听说嘉兴某大和尚有一千多枚闲章…… 另一枚印是“翔鹤”，不知道是不是“李杏山”的名号， 可是“翔鹤”这个名字，对我（这个曾经的二战迷）来说不能再熟悉了——二战日本有艘航母就叫“翔鹤号”，参与了偷袭珍珠港的行动，在之后数次海战中都有出战，最后被一艘美国潜艇炸沉。 考虑多刻几枚印章，准备像乾隆一样疯狂地在书上盖……万一哪一天出名了，这些书也借我的图章能升值不是！ 你们谁的书愿意拿给我来祸害？

《成唯识论学记》之 顾老和倪维全的斗气故事 这个月北京德宝的拍卖会上，拍到了一件《入阿毗达摩论通解》（日本·鸟水宝云讲述，小山荣宪补辑，邓镕译）和《成唯识论学记》（新罗·太贤著）。般灯法师和宗杰法师都在讲《入阿毗达摩论》，这一本《通解》或者可以给他们提供一点参考。 这个《成唯识论学记》，我也有个故事。 以前在跟顾老学唯识的时候，会习惯性的看架子上的书，就翻到这本太贤的《成唯识论学记》，顾老那本，第一页盖了一枚印，“倪维全印”。我就问顾老：这里怎么会有倪维全的印？顾老说这还有个故事…… 记得就在这个位置 这本书是他年轻时候在书店买的。（那时候他和倪维全都在范古老（范古农先生）那里学唯识，两家的大人也很熟悉。）他买的书里面就有这个印了。（那个时候这个书很少见，连唯识的书都很少见。）后来倪维全去他家里翻书的时候看到了，说这书是他的，说顾老偷了他的。顾老就说这是自己在某某书店买的，你自己的书被别人偷了已经卖到书店里去了，我买的跟你没关系…… 后来两个人吵到大人（两家家长）那里去。倪老先生最后总结说：“你的书是被偷了一批呀，这个书是人家买的，已经是人家的了。” 就这样定下来了。 倪维全赌气，说：“那印章是我的！你把印章抠下来给我！” 顾老说：“我自己的书，我为什么要剪坏掉？！” 两个青年为此还不快了一段时间。 …… 我问顾老：“那文革以后，这个书怎么发回来了？” 顾老说：“对呀，很多书都不见了，这本倒是发回来了。” 前几年在某拍卖会上，我看到过有倪家人的藏书，那应该就是文革时候被抄没的一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