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佛教传播与科技进步 ——谈三论、唯识之衰与禅宗的全取天下 佛教的传播一直离不开经济、政治、科技的发展，佛教宗派的传播也是如此。佛教传入中国，经过大量的翻译和注释，出现了很多典籍，这些典籍通常都各自传抄，也有给价雇抄经生抄写，但是抄经可以保存，但难以流通，或者只有有限的流通，这种有限的流通对需要大量传播其教义的“教下”是不利的。 刻版印刷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让佛教经籍的快速大量复制有了可能，终于开拓了它的传播速度与范围。 早期的中国佛教教下的宗派，如三论、唯识诸家，其教义的传播要求典籍能有大量的复制和传播，但这个时候的主要方法是手工抄写（此时虽已有佛教石经和各地的摩崖石刻，但类似的镌刻不是作为广泛复制的用途，而仅起着保存资料的作用），仅仅刚能满足学习的需要（学习中需要本体系内的系列教材），而无法支撑起宗教市场的需求。所以，教下诸家基本上几代以后便趋向沉寂。 宋代开始有印经院开始刊刻大藏经《开宝藏》（971年起），此后，民间也开始刊刻藏经：福州东禅寺版（1080起）、福州开元寺（1112起）、湖州思溪藏（1133年前后）平江府碛砂藏（1229年起），此时，禅宗语录史传被批准入藏，让禅宗的重要典籍被保存、并经大藏经而传播。 此后，禅宗诸大德刊印《语录》、《颂古》成风，契嵩刻《坛经》，宗演刻《临济语录》，到南宋时期更有丛书性质的《古尊宿语要》（《古尊宿语录》的基础）面世…… 禅宗因此借助科技手段（雕版印刷术）而解决了传播和保存问题，所以出现了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号称“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禅宗所留下的文字要远远超过需要借助文字典籍来传播的教下各宗。 佛光大藏经·禅藏 所以此后（宋以后）在宗教市场上，禅宗一家独大，他借助科技“迭代”赢了市场！

《微课佛教史》111·2 这个故事里面又讲了一个事情，说玄奘法师专门为窥基法师讲了因明。其实那个时候因明不是专门为一个人讲的，而且因为因明，朝野还进行过一次大的讨论，还和吕才进行辩论，是吧？所以因明并不是单独给窥基法师一个人讲的，圆测法师也擅长因明 …… 《宋高僧传》还说玄奘法师后来单独为基大师讲了《瑜伽师地论》，又是圆测法师先听了，窥基法师又很伤心 …… 这个事情是完全不可能的！（《宋高僧传》简直就是个靶子嘛！） 刚才我讲过了，大家是一起参加译场的翻译、学习、讨论的，这在《遁伦记》里面很明显地反映出来。而《宋高僧传》当中说，玄奘法师就去安慰窥基法师： “哎呀，没事没事，我专门跟你讲一个五种性说，就跟你一个人讲。这个是密法，就秘密地跟你一个人讲，你以后专门讲这个。”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传说。哎呀！赞宁这个人…… 像写小说一样。 这个是什么背景呢？就是窥基法师和圆测法师两个人对五种性说有不同的取舍。窥基法师是选择相信五种性说的，认为五种性说是了义说，而圆测法师则认为五种性说是不了义说，所以他们两个人在学术观点上稍微有差异。这并不是说玄奘法师专门给窥基法师一个人讲了五种性说，而没有给圆测法师讲五种性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两个原因。首先，圆测法师原先学习过真谛法师这一系的唯识，而在真谛法师那一系的唯识当中，是不太强调或者说不支持五种性说的。特别是当时的中国已经传入了《大涅槃经》，经过道生法师的“开路”，大家通常认为五种性说是一种不了义说。那么圆测法师呢，也是持这种观点的。 而窥基法师呢，他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型的，比较严格地主张、贯彻五种性说的。而且他的脾气比较大，可能家里都是武将的原因，又或者说我们今天讲的原生家庭的原因，确实是脾气比较大。在他的书当中，经常是怼天怼地、怼真谛法师、怼圆测法师，都怼得很厉害，被他怼完以后，那些书都不存在了 ——现在 通常都是这么说的。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不是单独因为基大师批评而流失，其实连基法师自己的书也散失一大半，基本都找不到了，后来是通过日本又重新传回来而已，因为他们的那些论典都没有入藏，也因为后面出现了唐武宗灭佛的运动。

秋霞浦和脚夫打降 今天去了上海嘉定的“秋霞浦”。作为一个上海人，我是第一次去秋霞浦。 进门就是嘉定的城隍庙 嘉定的城隍，是清代的名儒陆陇其（1630～1692）。 这是他的介绍。大家可以看介绍，我就不多说了。 陆陇其是个清官，曾任嘉定知县。 秋霞浦里还有佛塔，估计原来曾是个寺院。秋霞浦有一处枫树林，可是我们来早了，枫叶还没有红。 秋霞浦有碑廊，除了各种“重修”“再造”的碑文外。还有些碑文记载了清代严禁脚夫结党横行的事儿——《嘉定县严禁脚夫结党横行告示碑》、《严禁脚夫打降碑》。打降，又叫打行，差不多就是聚众打架、闹事，记得苏州也有类似的碑，而且，嘉定县原属于苏州府。只是，苏州的那块碑是被当作民众反压迫的例证，这里的这几块碑则被解读为捡除恶势力……大概兼而有之吧。有机会我们来读读那几块碑。（往好了说，“脚夫打降”就是民间行会向新兴资产阶级追求自身应得的利益，往坏了说，“脚夫打降”就是黑瑟会性质。） 秋霞浦对面有州桥老街，有法华塔，估计以前有法华寺。 附近有孔庙和汇龙潭。记得小时候学校里春游或者秋游来过，印象里很大的门面，但是现在看看也不大。也许我人长大了吧。估计小时候秋霞浦还没有修复好，所以即使离嘉定孔庙很近，我却没去过。 嘉定也留有不少碑刻，有机会收集一点慢慢读读。

《微课堂佛教史》111·1 《宋高僧传》里面这个故事还没讲完呢。当时玄奘法师门下还有一位法师和窥基法师齐名的，比他年龄还大一点，水平也很高的，算是窥基法师的一个师兄弟 ——其实他以前和玄奘法师好像也算是师兄弟，就是 圆测法师。 故事里说圆测法师也想学，但是玄奘法师只给窥基大师一个人讲，于是圆测法师就贿赂了看门的，躲在边上听，一边听一边记录。讲完以后，他马上回去整理，然后敲钟把大家集合起来，就先讲给大家听。窥基法师听到这个就有点不高兴，心情很不好，然后玄奘法师就安慰他说： “没关系啊，我再单独给你讲一点因明吧。”《宋高僧传》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 当然这个故事也是假的。 首先，如果仅仅是给一个人讲课，而你在门外能偷听得到，那玄奘法师得多大声音啊。《宋高僧传》的这个作者，赞宁，他就不知道译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在外面偷听，还能够都记下来，然后还跑出去抢先讲，另外一个被人家抢先了心情还不好 …… 他的心里，出家人搞得跟小人一样了啊。 《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后人有批评他的人品的 ——这个倒也难说。但是从这个故事来说，他居然相信这种东西，也确实有点…… 怎么下得了手（写）啊？所以说，这个故事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 应该说是大家都一起加入译场参加了翻译的工作，在以前这项工作不是一两个人做的事情，我一直讲，这是一个国家工程，是一个团队工程。如果大家看《瑜伽师地论 ·遁伦记》的话，也可以看得到，当时是会有众人讨论的，而且都会有笔记。这个笔记也不是一个人的笔记，是专门先做的一个笔记 、一个文稿，放在那里。因为刚刚翻译出来的时候还不是定本，还要通过皇家的宰相等人的润文。 比如《瑜伽师地论 ·遁伦记》当中有提到，看过这个 《瑜伽师地论》最后的定本以后觉得稍有问题，就再把原稿拿出来对了一遍，也就是说后来出来的稿子不是他们原先翻译的稿子，最后的定稿出来以后，再跟前面的原稿对一遍。然后玄奘法师就说： “嗯，这个也可以这么说。” 所以赞宁是完全不知道当时的译场什么情况，他收集的内容实在是传说大于事实啊！他是一个文人，而不是一个史家！

纪信与纪王庙 上海有个纪王庙。 老庙的样子 记得顾老年纪大了，卖了自己住的房子以后，先后在上海郊区的几个寺院待过，在纪王庙就住过一段时间，我那时候和杨居士一起去看望过。印象里就记得很远，那个时候路不好走，走的北翟路（杨居士还教我说上海话念 “北di路”）。 庙很小，房间也不大 ……后来据说扩建了。前两年新寺院有个开光仪式，看到了请帖，我没时间，就没去。等有空了，还是去看一下吧。（刚查了一下，新寺院改名叫“大圆通寺”。） 纪王庙，据说是民间为了镇住 “霸王潮”而建。纪王，就是纪信。刘邦被围，纪信替汉高祖刘邦诈降，为霸王项羽所杀。后开民间为海潮——俗称“霸王潮”——所苦， 不知道谁怎么就把他想起来了，说是给他建个庙，对付 “霸王潮”——纪信就是楚霸王杀的，给他建庙有用吗？ 上海这一带，好像特别地对汉代的名臣很有兴趣，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上海的城隍是西汉的名臣霍光，上海最西边的金择有杨震庙（杨震，东汉名臣，是杨修的高祖），最东边浦东海边的龙王庙也有杨震的塑像、神位，纪王庙又供奉纪信（好像纪信也是华亭的城隍）……纪信、霍光、杨震都是汉代的。民间乃留有这么久远的记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想起，以前去扬州仪征（陈集？）去看过一个老庙，在公路边上，叫“丁公庙”，庙里还有些古物。这个“丁公庙”祭祀的丁公，是项羽旧臣，私放过刘邦，后来投了刘邦被杀……我当时就很震惊——民间对隔了两千多年的事情还有记忆，真是非常难以想象。

《微课堂佛教史》110·2 我查了下，原文出自《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基大师的序言： “初功之际。十释别翻。昉、尚、光、基四人同受。润饰、执笔、捡文、纂义，既为令范，务各有司。数朝之后，基求退迹。大师固问。 基慇请曰：自夕梦金容，晨趋白马，英髦间出，灵智肩随。闻五分以心祈，揽八蕴而遐望。虽得法门之糟粕，然失玄源之淳粹。今东出策赉，并目击玄宗。幸复独秀万方，颖超千古，不立功于参糅，可谓失时者也。 况群圣制作，各驰誉于五天，虽文具传于贝叶，而义不备于一本。情见各异，禀者无依。况时渐人浇，命促惠舛。讨支离而颇究，揽初旨而难宣。 请错综群言，以为一本，揩定真谬，权衡盛则。 久而遂许。故得此论行焉。大师理遣三贤，独授庸拙。” 说，最初玄奘法师准备十本各别翻译。以神昉为润饰、嘉尚执笔、普光捡文、窥基纂义。后来基大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说十本都翻出来不便大家学习，没有定论，颇见支离。不如以这些为背景，定一个新的注解本，权衡诸家善说，定一个定本下来…… 玄奘法师考虑了很久，接纳了他这个建议。于是“大师理遣三贤，独授庸拙”，实际就是不再翻译了，而是玄奘口授了自己的折中意见——实际相当于玄奘法师自己写了《成唯识论》了。 这种著作有点类似有部当中的《大毗婆沙论》这样的性质。前面是《发智论》的原文，后面是各家对《发智论》的解释，基本上都是罗列在《发智论》的原文后面，或者进行折中，或者挑选一家最好的，这种方式也是印度常见的。因为玄奘法师在印度待的时间比较长，经基大师的推荐，他自己也想给一个自己的观点，所以就用了这样一种译作方式——说是“糅合诸家”的翻译，实际已经是原创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十部作品翻译起来毕竟工程太大，而玄奘法师这个时候应该已到晚年了，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够把这十本全部都翻译完，毕竟是比较大的工程。如果糅成一本，一起翻译了的话，相对来说工程要稍微小一点，还可以把自己的所学呈现出来。所以就有了今天的《成唯识论》。取“成唯识论”这个名字就代表了，这是以护法论师的意思来折中的——护法论师有一部书就叫“成唯识”。 就这样，说是“翻译”，实际是玄奘大师创作了《成唯识论》。 所以有人直接写“玄奘大师造” 再谈谈《宋高僧传》…… 中国人写史书好像差不多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在一个题材当中，一般都是前面做得比较好，而后面就比较差劲了。比如说《二十四史》，前四史比较好一点，到后面就不行了。《高僧传》也是一样，前面的还可以或者说比较好，《高僧传》、《续高僧传》都是比较好，但是《宋高僧传》的质量就不行了。到后来的《大明高僧传》和再后来的《续续高僧传》，简直就没法看了，完全不行，很多故事都开始编造了。可能对于高僧传说“编造”这个词不太好，反正后来的质量就不如前面了。《宋高僧传》的质量是肯定不如前面的《高僧传》和《续高僧传》。

上海浦东庆宁寺 上海今天有个地名，叫“庆宁寺”。其实，历史上，“庆宁寺”真的是一个大寺院，据说曾经和静安寺、真如寺、龙华寺并称四大寺院。 “庆宁寺”的原址就在今天浦东的军工路隧道出口的黄埔江岸边，元代大德年间（1297～1307）由陆家行的观音慈报禅院异地重建于此。因为祈求吉庆安宁，故取名“庆宁寺”，又因建在大堤上，所以后来民间又称“高庙”。现在，“庆宁寺”、“高庙”都只有地名而无“寺”“庙”了。（有“庆宁寺小区”） 庆宁寺对面，就是由黄炎培出面建了上川铁路（上海至川沙）的起点“庆宁寺站”，解放以后上川铁路拆改为上川路，就是今天的金桥路。 上川铁路庆宁寺站，后来接了一个黄浦江上的摆渡，摆渡上来直接接上铁路，或者说火车下来摆渡过去就是上海…… 今天，这个摆渡叫 “金桥路渡口”。 1910年，寺院的长廊租给问道路小学办学（应该是为了躲避“寺产兴学”的风潮。那个时候很多寺院或主动或被动的办学）。到了1958年，庆宁寺改为上川路小学的校舍……“庆宁寺”就只成为地名了。

《微课堂佛教史》110·1 我们继续试着讲一讲佛教史，之前是讲到玄奘法师，现在把唯识这一系的几位法师讲一讲。 窥基法师在《宋高僧传》当中的故事是不真实的，《宋高僧传 ·窥基传 》中的传记基本上都可以、也只能当作小说来看，里面的故事全都有问题，几乎没有史实（这种 “胡说八道”的“传记”在《宋高僧传》当中还不限于《窥基传》这一篇，实在是一抓一大把） 。昨天讲了《宋高僧传》中提到的所谓的 “三车法师”，实际上真正的“三车法师”的意思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窥基法师九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而他则具 “ 出尘之志 ” ，就是想出家了。应该说是因为父母去世得比较早，他对世间就比较淡薄一点。但他毕竟是武将的家庭出身，所以他还有点武将的脾气。从人种或者种族来说的话，他是属于中亚人，俗姓尉迟。然后他在十七岁的时候就跟着玄奘法师出家了，跟着玄奘法师学习，二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参加译经。 接着，《宋高僧传》的传记当中又出现了一个故事——反正这个传记里面出现的好几个故事都不可信。这第二个故事呢，我们现在一般都相信故事的前半部分，而后面的大部分我们都不信的。但是现在想起来，这个前半部分很有可能也是有问题的。 这个故事说什么呢？说玄奘法师在翻译《成唯识论》的时候，就让窥基大师（其实应该称为 “大乘基”哦）和神昉法师、 普光法师等人一起翻译《唯识三十颂疏》 ——实际上一开始并没有翻译《成唯识论》，而是翻译《唯识三十颂疏》。我们讲《成唯识论》有十大论师，这个十大论师是指注解《唯识三十颂》的十大论师。玄奘法师可能带回来至少有这样十个本子的注解。 在翻译的过程中，说是翻译了一段时间以后，窥基法师就请假了，说“我不翻译了”。为什么呢？意思是这样翻译有点乱，他觉得如果能够在翻译的时候把这些注解糅合起来，就是把十本注解拼在一起，这样就比较好。于是玄奘法师就采纳了他的意见。

这就是惊喜！ ——走进《宝卷？的“开宝藏菩萨” 庙堂和乡野，相隔千里万里，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莫名的联系，在你突然发现的时候，会有一种奇妙的惊喜。 《开元释教录》（唐 · 智昇撰）是唐代的一部佛经目录，《开元释教录略出》收录佛教经典 5048 卷，此后， 5048 卷这个数字居然被民间牢牢记住了，敦煌有民间的伪《经录》也凑足了 5048 卷，《西游记》里玄奘取经目录也凑足了 5048 卷，我在天津还看到过一个民间印本《大藏经（目录）》也凑足了 5048 卷——这个我专门写过文章了。 不仅如此，猪八戒的钉耙、沙僧的禅杖，都重5048斤……民间对《开元释教录略出》的 5048 这个数字的记忆太深了，都不知道这上（专门的佛教目录书）下（民间的伪经、小说）之间的纽带是什么…… 开宝藏，是中国最早的刊刻大藏经，今天存世极少，不是专门研究的都不知道这个名字。 但是，江南民间保留的手抄本《刘皇（王）宝忏》（可能原先为《刘王宝卷》或者《刘王宝传》，而与《梁皇宝忏》混淆了。皇、王，吴语地区音近。刘王、刘皇，就是刘猛将）居然开篇就是—— 南无开宝藏菩萨摩诃萨！ 《开宝藏》居然出现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惊喜！！！

《微课佛教史》109·2 三车故事呢，纯粹是不存在的。 《宋高僧传》当中对此也进行了辩驳，说窥基法师在一篇文章当中自己说他小时候爹妈就死了， “九岁丁艰”，丁艰的意思就是父母去世 （这里应该指他的父亲去世，因为他后来是由伯父尉迟恭养大的）， “渐疏浮俗”，就是对世间的东西不太当回事儿了。所以和这个“三车” 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 后来我又查了一下，原来《宋高僧传》的这个故事是出自《华严悬谈会玄记》，也就是说《宋高僧传》的这一段基本上是全部抄的《华严悬谈会玄记》，包括行文，包括先说了再批评，包括 “三车和尚”的说法，全是抄的。其实“三车和尚”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到了宋代，中国的佛教已经开始没落了，特别是义学开始没落了—— 禅宗还有点兴盛，义学绝对没落了。 那么“三车”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是《妙法莲华经》当中讲到的羊车、鹿车和牛车。那么汉传佛教当中，或者说天台宗和华严宗当中，主要是天台宗，也有其他的一些法师，认为是“四车”——就是羊车、鹿车、牛车和大白牛车。而中观和唯识都认为只有“三车”，那“三车”是什么呢？羊车、鹿车和牛车。 应该说，中观和唯识的 “三车”说法是比较符合《法华经》原意的，天台宗 、华严宗的这个说法是属于自己发挥的。但是中国化的佛教认为只有 “四车”才是对的，所以就会去贬低别人 （《华严悬谈会玄记》）。实际上称他为 “三车和尚”是一种贬低的意思，也确实是有点贬低。总的来讲，中观、唯识 ，在中国就是法相宗、三论宗，都是称 “三车”的法师，并不是像后来说的这种 酒肉女人的 “三车”。 所以后来呢，因为先说了 “三车”，然后又要把他贬低，再对这个“三车”进行了曲解，就变成窥基法师要“一车女人一车肉”什么的，有些稍微好一点的说法还说要“一车书”。很可怜啊，这个故事根本不是窥基法师的……有趣的是，作为义学高僧的 基法师后来还进了《神僧传》 ——这找谁说理去？！ 今天先不多讲了，先到这里吧，以后再慢慢地多讲一点，现在先少讲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