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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堂佛教史》120·1 好，我们继续聊聊中国唯识宗的历史。 现在讲到玄奘大师的门下，这也只是简单的讲一讲，并不是那么的正式。以前有其他法师在讲课的时候，就有人提到过这个问题——好像关于学术或者理论的源流、演变等等都没有讲。我在想我们这里要不要讲，考虑以后可能会补充一下。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微课堂还是以讲故事为主，大家听课也像听故事一样。大晚上的，大家还是轻轻松松的吧，否则要讲哲学的话，那就累死了。我们还是轻松一点吧。 前面讲到了玄奘法师的弟子，那么玄奘法师的弟子应该是比较多的，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去他的译场学习，或者说是由国家出面把大家都召集到一起。不过呢 ——我们就在这里讲讲，反正我前面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大家要稍微了解一点这种意思， 就是实际上玄奘法师的脾气也是挺倔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估计他也去不了印度，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得罪不少人的。一些老和尚们早先是因为皇帝让他们待在一起，皇上召集的就都过来了，时间一长基本上都跑了。就是玄奘法师从印度回来的时候这些年纪比较大的法师，没有人或者说基本上没听说过拜他为师的。 相对来说，玄奘法师的弟子当中比较有名的另一位就是圆测法师了。但是圆测法师在后期也不是专门持守玄奘法师观点的。大家如果看《续高僧传》的话，可以看出来。反正我们这个讲课属于八卦，就说一下好了。 《续高僧传》当中在《玄奘法师传》后面紧接着的一篇传记是《那提传》。在这篇《那提传》里面实际上是有提到过一笔，意思就是这位那提法师是中观派的，他从印度到了中国，基本上就被压制了。他翻译经典就很少，梵文经典也不给他，后来就让他 ……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类似于去找甘露丸了。那提法师的实力实际上是非常强的，但是在中国待的这段时间只翻译了两部很小的作品，不太成功。印度人听说这个事情也觉得很可惜。 从这个传记可以看出来，玄奘法师和他的门下是相当强势的。印度的中观派当中虽然有人跟他关系不错，比如说智光论师是和玄奘法师有书信往来的，但是像那提法师这位印度的中观派大师，到了中国基本上就不让他做事啊。 也有人说这个传记是后来加上去的，这个可能性有没有呢？是有的。后来我又专门查了一下。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大藏经嘛，在这些大藏经的《续高僧传》当中，大部分的后面都是有这篇《那提传》的，但是有一部大藏经的《续高僧传》 ——具体我记不清了，是没有《那提传》的。好像熊十力先生在 支那内学院学习唯识的时候说过，说这个《那提传》是后来加上去的，是有人对玄奘法师不满。

佛教的宗教性和哲学性 作为一个向智的、反婆罗门祭祀的佛教，他一出现就表现得和其他 “宗教”不同，以至于学界经常有一个调调老是被拿出来谈——“ 佛法非宗教 ”（章太炎），后来，教界再加半句，“佛法非宗教非哲学”（欧阳渐），最后，又有人加了半句——“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社会所必须”（王恩洋）。再再再后来，说“佛法有宗教有哲学”（还有种说法，说“是宗教是哲学”，这种说法逻辑上讲不通，不提也罢）。 现实的佛教里面，既有宗教的部分，也有哲学的部分。现在要谈的是，这两部分，哪个为主呢？ 估计又要有几派观点了…… 只是忽然想到一个角度：以佛教传入中国为例，最早以宗教的形式进来，再以哲学的高度站住（指导魏晋玄学发展），最终呢？假想一下佛教在这个土地上最终灭亡是以什么形式呢……我猜应该是宗教形式的佛教最后灭去，就像普遍流传的，说“最后只剩下一句‘阿弥陀佛’”，而佛教里“正法、像法、末法”三个时代的划分，也大致可以如上理解——由解脱的实践，而宗教的祭祀，最后渐渐消亡。 乃至从一般人一生的角度也是如此——年幼时被宗教仪式“键入”，成年阶段或者接触理论、理性、解脱的部分（也有不接触的），老年时期则又扎进宗教性的行为……这样看来，哪怕内核是解脱、是理性，“本质”上仍然是宗教。现实的佛教，虽不接受“祭祀万能”，却也离不了“祭祀”了。 还是以前总结的那句——（对世间人而言，）解脱不是刚需，而宗教是！

《微课佛教史》119·2 那么普光法师呢，还著有《百法明门论疏》，这个也是现存的，两卷或者一卷，这部疏也是《百法明门论》的注解当中最重要的一部。 另外普光法师还著有《俱舍论法宗原》，这个也是《俱舍》主要的参考资料。普光法师其他的著作还包括《婆沙论钞》、《大因明记》等等，但是这些书都没有了，流失在 “历史长河”中 。 真是非常的可惜啊！我们一直讲中国对经典的保存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是看看现存的这些佛教经典，佚失的仍然不少。素质差的我们就不说了，素质好的一些重要的佛教经典，佚失的篇幅大概不会少于现存的《大藏经》的篇幅。上次我们讲了基大师，他的作品当中大概有一小半也不见了，是吧？也已经佚失了。圆测法师的作品也是如此，大量的都佚失了。普光法师的著作也是一样，也是很多的都没有了。 现在比如多宝讲寺讲《俱舍》的时候，用的是《俱舍颂疏》，是吧？作者是圆晖法师，他是普光法师的弟子。圆晖法师的这部《俱舍颂疏》也是比较有名的。 普光法师在玄奘门下，一方面是以研究《俱舍》闻名，这是他的强项。其他的作品很少见，也许有，反正我们是没见到。另一方面，普光法师参与玄奘法师的译场，主要是担当笔受的。就是玄奘法师在那里拿起梵文本，然后就讲出来，普光法师就把玄奘法师所讲的记录下来。 普光法师是长期参加译场的，所以在《宋高僧传》当中说玄奘法师专门给他们几个人讲什么《三十颂疏》，不太可能啊，这个是给大家讲的。当时大家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翻译的，普光法师是负责做笔受的。玄奘法师所有的书，几乎大部分的笔受都是普光法师，或者说很多书的笔受都是普光法师。 《宋高僧传》当中普光法师和法宝法师的传记基本上就寥寥数笔，跟没写差不多，根本不像传记啊。《宋高僧传》 …… 就不需要多谈了。所以佛教的《高僧传》，从《宋高僧传》以下，都已经没法看了，是因为《宋高僧传》开了一个很坏的头。有了《宋高僧传》作对比，大家都不好好地去收集文献了，大家一起写小说。 今天时间有点晚了，先到这里吧。今天就讲了大乘光法师，后期我们称为普光法师。

东亚三国的禅宗分派 最近讲课讲到禅宗，隔壁北塔巴登“报菜名”谈“般若一百零八法”，我们也“报菜名”谈谈禅宗的派系。 禅宗的派系，中国本土的主要说五家七宗：临济宗（临济义玄，？～ 867年 ）、曹洞宗（洞山良价， 807～869年）、法眼宗（ 法眼文益， 885～958年 ）、沩仰宗（沩山灵佑， 771～853年）、云门宗（云门文偃，864～949年），其中，临济下又开黄龙派（黄龙慧南，1002～1069年）和杨岐派（杨岐方会，992～1049年）。 日本禅宗有二十四流之说，凌加黄檗山一派。 属于“曹洞宗”的有三派：道元派、东陵派、东明派； 属于“临济宗”的有二十一派：属“黄龙派”的有一派，千光派； 属 “ 杨岐派 ”门下的有二十派： 圣一派、法灯派、大觉派、兀庵派、大休派、法海派、无学派、一山派、大应派、西涧派、镜堂派、佛慧派、清拙派、明极派、愚中派、竺仙派、别传派、古先派、大拙派、中岩派。 韩国禅宗“曹溪宗”有九派： 曦阳山派、迦智山派、实相山派、桐里山派、圣住山派、阇崛山派、狮子山派、凤林山派、须弥山派。 九十年代初，中韩建交以后，韩国“曹溪宗”派出大量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上海中医药大学就有很多来学中医的韩国留学生，我说他们是“现代遣唐史”。曹溪宗有个大的基金会，他们是受基金会资助来学习的，回去以后要建中医院……不知道现在建成了没有。 有个兄弟和遣唐史恋爱了，遣唐史心系故国，没成……

神权不愿被分享 ——史上灭佛运动背后的逻辑 有人问：为什么中国历史上频繁地出现灭佛运动？ 关于这个，我最近正好有一点新的想法。我认为，灭佛运动在中国是必然的！ 灭佛运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几乎是必然的！——因为皇帝本身是大祭司，拥有神权，而神权不能、不愿、不会被分享。 中国的皇帝，实际是有 “神格”的，是“天子”，他执政的合法性是因为他代表了神而在地上行使权力。假如以印度文化来做对比的话，印度的王是 刹帝利，是士（武士）阶层，中国的皇帝则是婆罗门，是掌握神权的巫师。印度的巫师进化出了婆罗门、沙门，创造出他们灿烂的宗教文化，中国的大巫师则进化为国王、皇帝，其余的巫师则进化为儒（人之需也）。儒生奉的礼，就是宗教仪式，儒生尊王，就是为神、为大祭司打下手，做做记录（史）。所以中国文化的历史记载很发达。中国的巫师发展出了中国的史学，印度的巫师发展出印度的宗教，这两个正好是亚洲两大古文明的特色。 “活着的佛教”怎么说他都应该是事实上的宗教，而一个外来的宗教进入中国，必然会冲击原有的“神权”，这是“神的儿子”——皇上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冲突可以简化为——最后，是“天子”（中国神的代言人）说了算还是“佛”（外国神）说了算，是谁享有最后的话语权？ 所以，神权之争，必然导致“灭佛运动”。就像火山、地震，平时是休眠期，一旦能量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必然爆发。明面上是“谁谁灭佛”，实际是神权不愿、不能、不会被分享。

微课堂佛教史119·1 今天比较晚了，我们看看情况可以短一点哦，我的公众号也还没发呢。 我们今天先讲一下普光法师吧。前面讲到神昉法师、普光法师他们和基大师一起翻译，一起听课的。实际上不止这几个人，是很多很多人哦。我们说了几次，《宋高僧传》的问题有点多。在《宋高僧传》当中，对普光法师的记载也就几笔写完了，都嫌少。目前对普光法师的生辰年月、籍贯等等，都不算清楚。 和基大师一样，以前普光法师也是被称为 “大乘光”。对于普光法师，大家最了解的应该就是在玄奘法师门下，在阿毗达磨方面、在《俱舍》方面普光法师大概可以排第一了。说阿毗达磨可能稍微有点 泛泛了，但是在《俱舍》方面他绝对是最强的。大家都公认他是玄奘法师门下的《俱舍》第一人，其他人都不像他这样特别研究《俱舍》的。 普光法师著有《俱舍论记》——就是对《俱舍论》的注解。在当时，对《俱舍论》的注解有三篇，一篇就是普光法师的，一篇就是法宝法师的，还有一篇是神泰法师的。这三篇被统称为《俱舍》的三大疏，其中的《法宝疏》也是篇幅很大的。如果说这三大疏都很权威的话，那么其中最权威的就是普光法师的《俱舍论记》，是玄奘法师的弟子当中注解《俱舍论》最权威的一部著作了。 由于普光法师是专门研究《俱舍》的，他的观点有时候就有点倾向于《俱舍》，我们学习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情况。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他学《俱舍》就是小乘了，也不完全是这样，但是《俱舍》是普光法师的强项，对他的观点多少会有点影响。以前在印度的时候，大家已经把《俱舍》当做小乘的通论来学习了。 关于《俱舍》，我个人有个观点，就是《俱舍论》的作者本人（一般说是世亲论师）未必是有部的，或者说他写作《俱舍论》的时候未必是有部的身份，未必持有部的观点，他很有可能此时就是持唯识宗见的人，而《俱舍论》是他对根本说一切有部的观点进行总结性、阐述的作品。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世亲论师在《俱舍论》当中其实是不断地批评有部的，甚至用词相当 “轻佻” ，对有部很不友好 —— 如果他是有部的人，一般是不会这么自己调侃自己的。所以我认为他有点类似中观师讲唯识的情况，这样一边讲一边批。或者唯识师介绍中观也一样。比如说我讲有部的时候，就有可能随时调侃，如果讲自宗，不太可能 “随时调侃”——所以我说《俱舍论》的作者很可能从来就不是有部的人。

似则似，不是则不是 ——没话找话的“无事禅” “僧问赵州：如何是赵州？ 州云：东门西门南门北门。 ” 这则公案被称作“赵州四门”。 有人问赵州从谂和尚（公元 778～897 ）： “如何是赵州？” 赵州从谂禅师回答说： “ 东门、西门、南门、北门。 ” 今人强作解人，说这“赵州四门”的“东门、西门、南门、北门”是“发心、修行、菩提、涅槃”—— “此公案中，僧质问赵州从谂之面目，赵州乃借赵州城之东、西、南、北四门为喻，而寓指赵州境地亦系借由发心、修行、菩提、涅槃等四门而至者；依此四门，常行不懈，即可臻至融通无碍之境地。 ” 这种“解释”纯粹就是“无事禅”——没话找话地瞎掰。（今天江湖上梦游的“禅者”大致如此。） 《碧岩录》（圆悟克勤，公元 1063 ～ 1135 ）提到这则公案时说： “僧问‘如何是赵州’，赵州是本分作家，便向道。‘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僧云：‘某甲不问这箇赵州。’州云：‘尔问那箇赵州？’” 你问赵州（城），我回答你赵州城，你还想扯到哪里去？ 赵州从谂禅师风格 一贯如此，比如 —— “如何是赵州 桥？ 度驴度马。” “如何是道？ 门外的。” 我们再看《古尊宿语录·舒州法华山举和尚语要》的意思： “僧问：‘赵州东门、西门、南门、北门’意旨如何？ 师云：有问有答？ 僧云：不问不答时如何？ 师云。却被你道着。 ” 有人问舒州法華山舉禅师： “‘赵州四门’是什么意思？” 回：“只是有问有答。” 问：“那不问不答时如何呢？” 回：“你不正问着呢么？” 其实大部分的禅宗公案并没有什么玄之又玄的弯弯绕的隐喻。那些 “发心、修行、菩提、涅槃 ”的“隐喻禅”，《碧岩录》称他们为“似则似，是则不是”—— 像是像的，可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微课堂佛教史118·2 我们上次讲禅宗的时候，我不是提到过一个问题吗？禅宗是一直在不断地制造新的热点。禅宗能够在中国兴盛这么长的时间，到最后 “临天下，曹一角”的局面 （还有一个说法是 “临济、龙门半天下”，就是说中国正统的宗教市场当中，佛教的临济宗和道教的龙门派，可以各掌握天下一半的话语权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禅宗它不断地制造新的热点。但是呢，唯识宗和三论宗呢，在后期就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偏向保守。 我们举几个例子吧。禅宗制造的新的热点有什么呢？一个就是它有着丛林制度，比如说到了百丈怀海法师那个时候，开启了丛林制度：这个有什么特殊的呢？它是开创了中国化的新寺院的一种风格。以前的寺院都是律寺，是以印度佛教的律院的组织风格来建立寺院的。那么从这个开始呢，就是以中国化的风格来建立寺院了 ——百丈怀海法师的清规制度。但是像 三论宗、唯识宗，它基本上都是照搬印度的，是吧？因为他们都是从印度回来的嘛，组织形式还是律寺 …… 百丈怀海涵是还有一个有名的事情，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制度。之前佛教主要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托钵乞食——乞食制度。乞食制度就个人而言可能是一个方便的修行形式，对团体而言就缺乏可靠的经济支撑，那么，在有皇家（大资本）支撑的情况下可以发展，在缺乏的时候就必然没落。禅宗自身的“农禅合一”的经济制度保证了自身团队的基本经济基础，所以 给他独立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 这是两个创新了。还有什么呢？我们之前讲过关于历史的记载方面，禅宗的语录体出现以后呢，就出现了一个情况：我只要写几句话，这个人的传记就立住了。在此之前，写僧人的传记是很复杂的事情，但是在禅宗的语录体出现以后，写僧人的传记就变得容易了。 比如说我们看很多的语录当中，它可以出生的年代、逝世的年代都不详，但是只要有个故事 —— 至于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甚至是编的寓言（后期都有编的），都无所谓，这个人、这个谱系就建立起来了。这是一种新的传记的写作方式，而以前是没有的。以前都是《高僧传》格式的，对吧？我们前面讲过有《梁高僧传》、《唐高僧传》和《宋高僧传》，是吧？ 那么三论宗和唯识宗后期在这方面的创新性不够，至少今天我们从现存的历史角度来看，它们后期的创新性就显得有点不够，所以就慢慢地衰弱了。再加上刚才讲的宗教市场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就这么一点市场，然后大家都去抢这个市场份额 ——如果从商业角度或者社会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样。最后呢， 老的，创新程度不够的品牌，他们占有的市场份额就慢慢慢慢地往后退了。这个是正常的社会经济现象，在宗教里面也是正常地复制着。 我们这里主要是想讲唯识宗实际上并不是不讲究实修的，它的衰弱有着 “共”“不共”的原因，“共”“不共”，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 。 那么，有些人会专门写说，唯识宗讲有五重唯识观。这个是从个别的角度去讲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窥基法师专门谈的五重唯识观。这个也就是说唯识专门有它特殊的奢摩他——用“特殊”这个词不太好，可以说是窥基法师专门在止观方面做过一些总结。嗯，可能这么说比较好一点。 好，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明天讲圆测法师。谢谢大家！

《微课堂佛教史》118·1 我们看唯识宗系统的情况也是一样，玄奘法师主要在进行翻译，那先不说，像窥基大师啊、圆测法师啊，其实都花了长时间在住山修行。圆测法师是在终南山里面的云际山，进行了长期的住山修行 ——我们今天就叫闭关。是在终南山的云际山上，比较高的，海拔一千九百多米，山上的路是非常难走的。你想想看，在非常难走的山上，十几年地禅修。后来大家请他出山，他才出来，然后皇帝又请他参与译场等等。 这些都表明唯识一系本来就是会禅修的，而且还专门闭关。包括窥基大师也是一样，你看他从长安、从洛阳出来，去到了五台山，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也是在做讲和修的事情。就像我前面讲的原因，很多后人如果自己辩论不过人家，就说人家不会修，其实不是这样的。 总的来讲，三论和唯识后期的实力不彰，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相关的论文在写，发表的时候大家再看一下。其实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两个宗派的兴盛期比较早。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宗派兴盛得比较早就会有个麻烦事。 成熟的宗教市场是饱和的，唐代的宗教市场基本上就是固定的，就那么一些。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市场是一个开创期，信仰的人数是在上行，到了唐代已经饱和了，这个时候一个饱和的宗教市场，新出来的宗派，当然会带个头冒尖，但是一般来说一个市场顶尖的最多也就两三个品牌，绝大部分市场份额都被这两三家瓜分了。你说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不可能一字排开、同时出现吧，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一开始冒头的这几个宗派 ——比如说在南北朝时期，在隋唐的时期，或者唐代的初年，得到了大量的露头的机会，那肯定可以。但是时间一长，后面的宗派兴起以后， 宗教市场是会出现新的热点的。一旦新的热点出现了以后，前面的这个热点就会慢慢地被淡化、边缘化，于是宗教市场占有率的前三名就慢慢地发生变化。 所以后来禅宗啊、天台宗啊、华严宗啊这些就慢慢地出来了，因为还有皇家的扶植——其实禅宗也是有皇家扶植的。后期的这些出来以后，前面的就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除非这些旧的宗派当中又出现新的人，出现新的热点。

替皇帝出家的“替僧” 《鹿鼎记》里，有一段韦小宝代替康熙出家的情节 ——韦小宝奉旨去少林寺册封方丈大师，结果到了那边，有旨令其代替康熙出家。方丈考虑这辈份不能太低，于是替师收徒，剃度了皇帝的替身韦小宝，取 法名为 “晦明”。 金庸先生对中国文化里的一些符号很熟悉，关于代师收徒的事，之前我们在谈到曹洞总投子义青禅师的故事里已经提到过了，这里聊聊另一个“话头”——替皇帝出家。 “替皇帝出家”这个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一个不成文的制度。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皇帝出过家——梁武帝、武则天、唐宣宗，还有宋代最后一个小皇帝恭帝赵显。到了明代，皇太子、诸王出生，都要剃度一个幼童做“替身”，还有个专门的名字，叫“替僧”。 《张江陵集》（张居正1525～1582）《敕建承恩寺碑文》说： “皇朝凡皇太子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为僧，名‘替度’。虽非雅制，而宫中率沿以为常。皇上（明神宗1563～1620）替僧名志善，向居龙泉寺。” 皇上生了孩子找个替身出家，这应该是替皇子培福消灾的意思。替皇上出家的“替僧”等级应该很高，但没听说有高僧，可能是没人敢管，没人敢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