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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敦煌唯识史料 ——甘肃敦煌博物馆藏抄本《妙法莲华经》卷六题记 新买了本字帖。 别人把他拿来当字帖用的，我是当资料用的。 《妙法莲华经卷》，实际是《妙法莲华经》的一个唐代初年的抄本 ……我看佛教之外很多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会把“《某某经》卷第几”，读为“《某某经卷》第几”。这个敦煌抄本最后是“妙法莲华经卷第六”，所以就又被读作《 妙法莲华经卷》了吧。 本件敦煌写经出现了至少三位唯识宗的重要人物——玄奘门下的三位弟子：嘉尚、慧立、道成。 先说嘉尚法师。 本件抄写完，嘉尚法师作为“详阅大德”出现，就是在校对以后，再“详细阅读”了一下，也就是做了一个后期校对工作。此件称他为“太原寺大德”，就是说，在抄写此经的咸亨三年（公元672年）二月二十一日，嘉尚的僧籍在长安太原寺。 据《唐五代佛寺辑考》，太原寺在长安休祥坊，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以武则天旧宅为太原寺，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改为魏国寺，载初元年（公元689年）又改为崇福寺。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第一的题记中，作为笔受的嘉尚出现了两次，分别是 “弘法 寺沙門嘉尚 ”和“ 西明寺沙門嘉尚 ”，鉴于《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篇幅有两百卷之巨，可以认为，嘉尚最初做笔受时隶属于弘法寺，后来则系籍西明寺。 据这卷抄经的题记，则嘉尚后来僧籍在长安太原寺。由于太原寺是武后舍宅为寺，所以还是当时西京长安城比较重要的寺院了，后来又在东都洛阳也建了“太原寺”，而嘉尚都入住，参与了地婆诃罗在这两处的译场。 洛阳太原寺，最初也是武家旧宅所改建。《唐五代佛寺辑考》说最初在洛阳的教义坊，是武则天母亲的宅子，改建为太原寺，后迁于积德坊。 图中，左下教义坊，右上积德坊 此前关于唯识宗的著作里好像都没注意到这一件敦煌写经，而据此件之题记，似可以补唯识史传之不足。 清案： 我这里说“新发现”，其实也可能已经有人发现了，而我没读到。大家如果有人看到别人说过的话，可以告诉我。谢谢！

《微课佛教史》136·2 而法相宗是第二个从中国传到日本去的佛教宗派，也是在奈良，差不多在奈良城的西北边一点，叫法隆寺 ——我记得应该叫法隆寺， 这个寺院也很大。不过法相宗现在日本还有的，虽然这个法相宗的核心比起以前要差很多了 ——当然，我们自己可能还要更差一点。讲人数的话，可能我们更多，但是论学问，我们可能还更差一点。 后期的日本，这些宗教都慢慢地密宗化了，都和密宗越来越有关了，那法相宗也不例外。我记得法相宗里面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他们叫什么“日本文化财”，很像菩萨的脸，也很像日本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福原爱，还专门出了明信片。 日本法相宗的传播主要就是从智周大师这里传过去的。智周大师最初的弟子还是新罗的僧人，有三个——智凤法师、智鸾法师、智雄法师。这三个弟子学完以后，就到日本传播法相宗。然后再是玄昉法师——玄之又玄的玄、神昉法师的昉。他们把法相宗带到了日本，可以说是日本第二个兴起的佛教流派，第一个我们前面讲了，是三论宗。 关于这方面更多的历史都不是很清楚了，不知道了，还亏着敦煌和日本有这样的一些资料保持下来，我们才知道有这位智周大师。 在《宋高僧传》当中说，我们前面讲过的慧沼大师，还有一个弟子叫沙门义忠。但是《宋高僧传》的这一段又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里面记载的年代实在是太混乱了，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又出现了。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位义忠法师是慧沼大师的弟子，所以他应该算是基大师的第三代。基大师是第一代，慧沼大师算是第二代，那么义忠法师应该算是第三代人物，有一些水平。 一般来说呢，《百法》是他的强项，又说他的著作也是围绕着《成唯识论》的，著有《成唯识论抄》、《成唯识论撰要》等等，但是很可惜这些作品都没有保存下来。另外呢，在传记当中还说他曾经学习过《十二门论》，这个倒是很正常的，因为《十二门论》的篇幅也不长，当时兼学一些中观的论典，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更多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就大概知道有这样一个人。 《宋高僧传》当中的一些内容都没法看的，没有办法当作信史，如果你要去考证的话，完全不能成立。这里面说义忠法师跟窥基法师学过，以他这个年龄出家再跟窥基法师学习，是绝无可能的 …… 《宋高僧传》，我们就不再批它了吧。 那好，今天先到这里，谢谢。

微课堂佛教史136·1 我们可以看到，从基大师以下，《成唯识论》所占的比重就很大。前两天我们讲过，实际上看玄奘法师这一系，虽然《成唯识论》说起来是翻译的，实际上你要讲《成唯识论》是玄奘法师创作的，那问题也不大。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说，《成唯识论》本身是没有原始版本的，它甚至可以说是玄奘法师直接创作的。所以有些地方就直接说《成唯识论》是玄奘法师造的，这样说也不是不可以，而且在这部论著里面有很多观点应该说都是带着总结性质的。 玄奘法师以下的三代基本上都是围着《成唯识论》在讲。在智周大师以后，好像汉地能够称得上或者有点名气的唯识祖师就谈不出来了。这里面可能还是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假如没有日本和敦煌的这些作品面世的话，说实话我们可能连智周大师都不知道。因为智周法师带了日本的弟子，所以法相宗这一系在日本就流传下来了，所以我们才知道有智周大师。又因为在敦煌有这样的记载，所以我们才知道有智周大师。真的，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的记载，智周大师这个名字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所以呢，说智周大师弟子当中是不是没什么水平，这个也不好讲，真的是很难说啊。我们只能说，一方面是资料散失得太厉害，另一方面是宋代的僧传作者资料收集能力太差。（甚至我们可以说，宋代僧传的作者收到禅宗语录的影响，对历史真相的追求下降了，对八卦的兴趣却提升了 ……） 那么，在玄奘法师和窥基法师的时期，唯识宗在日本有过两次传播，而法相宗在日本真正的传播，在日本形成气候，实际上都是和智周大师有关的，他带出的弟子在日本把法相宗给真正地建立起来了。 日本最早建立的佛教宗派应该是三论宗，它是最早建立的。你们如果去日本的奈良，在奈良城的东南面，那个地方是原来三论宗的一个寺院旧址。这个寺院当时非常大，现在就只有这个旧址了，我们去日本的时候专门去看了，可以看到有柱础的遗迹。 三论宗在奈良的城郊也有一个寺院，这个寺院已经恢复了，而且是皇家寺院，但现在已经不算三论宗的了，因为三论宗现在日本已经绝迹了，没有了。现在日本没有一个宗教财团法人是三论宗的了，他们现在主流基本上都是密宗的，我们称之为东密。

《微课佛教史》135·2 在敦煌的人物当中就有昙旷法师，他是比较有名的，看起来也是一位唯识师。后来敦煌还出现了其他人物，我来讲一下。 比如说，敦煌有一位人物被称为 “吐蕃翻经大德” 果法成法师 ——也有称为郭法成法师的。他翻译了很多唯识的内容到藏文，也翻译了一些藏文的作品到汉文。我记得他曾经翻译过一篇很短的梵文作品《 八啭声颂》，还翻译了一篇龙树菩萨的《因缘心论颂》收录在敦煌本中，直到晚清的时候出现在敦煌抄本中，才被大家发现有这样一篇作品。可惜的是在中国以往的《大藏经》当中没有收录进去，而《大正藏》倒是收录进去了。所以敦煌在唐代的后期，至少从目前保存下来的作品来看，它好像是表现为一个唯识派的重镇的样子。 那么在敦煌的昙旷法师的作品当中就提到了智周法师，他说智周法师是慧沼法师的弟子，没有去过长安，主要是在濮阳，所以把他称为 “濮阳大德”，说他是基大师（慈恩大师）的徒孙、慧沼法师的徒弟。我们在前面也讲过，慧沼法师确实有一段时间是不在长安的，在外面讲学，所以智周法师应该是慧沼法师在外面讲学时候所带出来的学生。 智周大师的著作也很多，据说有十一种左右。他的生卒年代，现在一般认为是公元 668年到公元723年 。智周大师是十九岁出家的，二十三岁跟随慧沼大师学习，被唯识系统称为第四祖。 其实唯识宗后来的说法是略有点乱的，有时候把窥基法师算为第一祖，有时候又把窥基法师算为第二祖，他们到底哪个是第一祖、哪个是第二祖呢？不过大家大概知道就可以了，从玄奘法师到基大师，然后是慧沼法师，再到智周法师 ——大致上知道这层关系就可以了。 智周大师的作品当中，比较重要的还是围绕着《成唯识论》的，包括《成唯识论枢要记》和十四卷的《成唯识论演秘》，都是比较重要的。他还著有《大乘入道次第》，那么后来昙旷法师在敦煌抄本中有一篇《大乘入道次第开决》，就是专门以智周大师的《大乘入道次第》为背景来讲的。智周大师的作品还包括《成唯识论了义灯记》、《注成唯识论》、《大乘法苑义林章》的《决择记》，还有一些因明的著作。

微课堂佛教史135·1 刚才手机在充电，现在我们继续佛教史。 前面我们补充了一点《集古今佛道论衡》里面的内容，就不再继续补充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我们可以再专门聊聊《集古今佛道论衡》。 现在我们继续聊唯识系统。 在玄奘法师门下呢，窥基法师和圆测法师是作为两大传承的支柱。圆测法师下面的那些弟子呢，也是以新罗人为主。后来也出现了我们聊到过的太贤法师，他著有《成唯识论学记》，是属于圆测法师这一系的孙辈。关于这一支的情况呢，能够都知道的就不是很多了。 我们再看窥基法师 ——基大师的弟子，上次我们介绍过了慧沼法师。在慧沼法师的弟子当中，比较有名的是 智周法师 ——智慧的智，周全的周。那么在《宋高僧传》当中是没有这个人的 记载，没把智周法师写进去。而我们现在谈到智周法师是根据其他的一些资料，比如敦煌的一些资料来整理的。 我们知道在敦煌有几个人物是比较重要的，其中之一是昙旷法师，他著有《大乘二十二问》这部作品。其实在敦煌有很多唯识派的内容，可以推断后来在敦煌应该有唯识系的大师在那里讲学。敦煌好像确实没什么中观派的人在那边讲经、传法，天台华严也没有。可能汉地中观、天台的地域性还是太强了。 对了，以前说到过的《吐蕃僧诤记》里面说，北宗的摩诃衍法师和印度的莲花戒大师在拉萨进行辩论。那么这件事情呢，现在又有人质疑这两位大师 “有没有直接见到”，但是历史上有这个传说，所以看来还是见到的。 摩诃衍法师 （又称 “大乘和尚”） 呢，可以说有唯识系统的背景，所以有些人就把这一次辩论称为 “中观和唯识的辩论”。因为禅宗的这一系，早期被称为“楞伽师资”， 是和《楞伽经》有点关系，或者说和唯识这一系有点关系。当然，对《楞伽经》到底应该怎么判，后面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属于唯识系经典，有人以为属于如来藏系典籍），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讨论了。

“学问之体，要须依师承习” 嘉祥吉藏在他的《大乘玄论》中谈到佛性的十一家说法时，提到了一个原则： “学问之体，要须依师承习”——学习的核心内容，要有师承， 否则即使立义不错，也算有所欠缺。 《大乘玄论》卷三： “得佛理為佛性者，此是零根僧正所用。此义最长，然阙无师资相传。学问之体，要须依师承习。今问，以得佛理为正因佛性者，何经所明？承习是谁？其师既以心为正因佛性，而弟子以得佛理为正因佛性者，岂非背师自作推画耶？故不可用也。 ” 嘉祥吉藏说：零根僧正的 “得佛理为正因佛性”之说，在前述的十一种说法里，立义最善，但师资无凭——零根僧正的师父是其上的第三家，以心为正因佛性的，所以这一对师徒之间，立义有异。吉藏认为，零根僧正的这种新说是“背师自作推画”，固然最佳，但因为缺乏师资依凭，仍然不得 推崇。 零根僧正，不知为谁，僧正为其僧官的职务，是国家高层僧官了。吉藏说其师立心为正因佛性。即《大乘玄论》卷三： “第三师以心为正因佛性。故经云‘凡有心者，必定当得无上菩提。’以心识异乎木石无情之物，研习必得成佛，故知心是正因佛性也。” 又，零根僧正，若据《四论玄义》，则作“灵根令正”，“零根僧正”“靈根令正”字形相近，不知何者为是。 据《大乘四论玄义记》，“得佛之理為佛性，是望法師義也”，而“第二灵根令正，执望师义，云 ‘一切众生本有得佛之理为正因体’，即是因中得佛之理理常也。”则灵根令正的“得佛之理為佛性”袭自望法师，也不算是没有师承依傍。 据《四论玄义》，以“心为正因佛性”者为梁武帝，亦与《大乘玄论》所述不同。 且不论 “ 佛性 ”之体为何，吉藏在立义上重视师承这点，《大乘玄论》里是表达得很明显了。

《微课佛教史》134·3 道士李荣就怒了： “好，如果你们觉得你们和尚好，你们剃头发的时候干嘛不剃眉毛呢？” 互相开始不谈法义，火药味变浓了啊！（其实好像南传佛教也剃眉毛的。）问题是，能站出来代表佛教来 “论衡”的也是有速疾智的…… 慧立法师就问他： “为什么要剃眉毛呢？” 你突然说替眉毛是什么意思？ 李荣回答说： “都是毛啊，你剃头发的话，干嘛不剃眉毛呢？”那么，这就 约等于是他立了一个宗 ——应该剃眉毛，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毛 ，譬如剃头发。 慧立法师就说：“你的说法是：都是毛，就都要剃除。那么，你们把头发盘起来搞个发髻，按照你的说法，你干嘛不把你嘴上的胡子也簪起来呢？一样都是毛，那你嘴上的胡子怎么不打个结呢？”李荣就对不上话了。 慧立法师又和他开玩笑说： “死于一言之下，水平太差了呀！” 一句话就噎死了，完全不是对手啊！ 皇上听了，就在边上看着乐，感觉看了场德云社。那天玄奘法师在西明寺度僧，所以没有参加辩论。然后唐高宗李治还专门派人去和玄奘法师说，今天大内又辩论了，大家都说得不错，说得最好的是慧立法师 ——“幽州最好”。 “幽州”指的就是慧立法师，后来 很快就找了个机会就给了他一个僧官做。 因为几次的辩论当中慧立法师都很出彩，所以唐高宗李治也很高兴。后来西明寺落成了，玄奘法师就在西明寺翻译，圆测法师也到了西明寺，就让慧立法师当了都维那 ——按照佛教里面看起来，差不多是二把手或者三把手吧。慧立却辞职不干，但是他辞职不当“ 都维那 ” 的这个事情呢，有关方面就没有报上去，所以后来还是当了都维那，而且管理得也不错。乃至后来玄奘法师的传记也是他写的。 好，今天先到这里，谢谢大家！

《微课佛教史》134·2 还是和上次一样，会隐法师就升座竖义。他这次又竖了什么义呢？竖四无畏义。道士们就轮番地问难，也问不出什么。 那七个道士里面有一个名叫李荣（我们之前讲过的），开始讲 “六洞”义——我忘记了“洞”是什么意思 。我们佛教有三藏 ——经律论三藏，他们道教的道藏就有三洞——《洞真》、《洞玄》、《洞神》。 慧立法师就上来辩论，他说： “你那个洞是什么意思？你的洞是不是通达、洞悉、明白的意思啊？” （这是下了个套，挖了个坑 ……） 李荣说：“对啊，这个洞就是通达的意思。没有臃滞，就是洞。”洞然明白，是吧？ 那么慧立法师就发问了：“你们这个老君李耳，是不是也洞呢？是不是也都通达呢？” 道士李荣回答：“当然了，老君必然是通达的，他有什么不知道的呢？” 慧立法师就说： “如果你们《道德经》的作者李耳他是无不通达，那么他自己为什么在《道德经》里面讲**‘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呢？ ——老子说： 我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有我这个身体，而如果没有这样的身体，我该多好啊！你刚才说 ‘ 洞 ’ 是没有臃滞的意思，现在很明显《道德经》的作者本人也说身体对他来说是一种臃滞、障碍，是不能够去除的，是一种束缚，那就自我矛盾了嘛。 ” 李荣回答不了，就开始绕着说：“不要欺负我们嘛！我在四川的时候就知道你的名气了，你的水平很高我早就知道了。不要在这里欺负我们，大家都是出家人嘛，不要太过分。” 慧立法师就是那种刚刚从印度带回来的辩论习惯，当然又很快地辩上： “我们现在是在辩论，辩论就是要定谁是谁非，哪有大家都是出家人就要放你一马的说法？我们在这个辩论场上就是要定个是非的。” “ 你说我们出家人都是一样，但是你们这些道士跟我们一样吗？你们手里面拿着桃符，腰里面悬个赤袋，就像**‘巡门厌鬼，历巷摩儿 ’（巡门厌鬼就是在街上到处逛，给人家去抓鬼，给人家念个经，或者摩个顶祈祷一下之类）。我们跟你们一样吗？你们这个看起来就像‘淫祀邪巫’**，跟我们和尚哪有半点相像呢？ ”

微课堂佛教史134·1 好，我们今天继续佛教史，还是来谈谈《集古今佛道论衡》里面的几次辩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两个事情，一个是玄装法师翻译《道德经》的事情，一个是慧立法师辩论的事情。 今天再讲慧立法师辩论的一个事情，应该是在唐高宗李治时期。有一天皇帝又要看大家辩论了，就让道士和和尚各七个人（上次也是七个人）进来辩论，道士在西边，和尚在东边。 皇帝先发话（先开个场子）： “‘佛道二教同归一善’，对吧？就这一点大家可以互相研讨一下，‘可共谈名理’，大家互相启发启发。 ” 于是慧立法师就站起来说了一段前文，把皇帝也捧了一下。 然后皇帝就说： “不错不错。这样吧，你们谁先**‘上座开题’**？ ” 这个时候，一位清都观的道士张惠元就说话了： “周朝的时候明示天下，同宗的（和周朝的王同姓的）为尊，‘异姓为后’。‘陛下宗承柱下，今日竖义，道士不得不先。’”他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皇帝是李耳的后人，而我们是跟皇上或者说皇上跟李耳是一家的。所以我们辩论的时候应该分一下主客有不同，“夷夏不同客主位别”，应该分一下主客，我们是主，我们就在前面先说。 唐高宗李治沉默不语，看到李治不发话呢，慧立法师就知道有话可以说了。他就说：“你讲的这个没有道理啊！如果你说现在的国家是李姓王朝的，那么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佛的，甚至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还没产生之前，佛主已经出来教化了，你说到底谁是主呢？到底谁先呢？” 他这个说法就是要把对方的观点破掉 ——能叫破吗？也可以叫破吧。道士不是讲我们家皇上是姓李的嘛？那么慧立法师就把皇上捧得更高一点。你说姓李的，那我捧得更高——我们皇上是**“屈初地之尊”**降诞。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皇上是初地菩萨！ 慧立法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佛教里面讲，初地菩萨经常是表现为转轮圣王的样子，所以他说：我们皇上是初地菩萨降下来的，就是把皇上又往上推高了一点。你说皇帝是先人的后代，我们现在说皇上是初地菩萨降生。我把皇上捧得更高，只是皇上不说罢了。我们的皇上不分党类，没有亲疏，哪像你说的有亲有疏 ——亲的在前面，疏的在外面？如果你真要分亲疏的话，那到底是谁亲呢？到底是我们的初地菩萨应该向着我们呢，还是你们李耳的后人应该向着你们呢？ 皇上听着彩虹那啥，自然很高兴，也就不多向着道士说话了，就说： “好，还是让和尚先来吧。”

微课堂佛教史133·2 翻译完成了以后呢，道士又说要翻译《河上公章句》。玄奘法师就说： “《道德经》已经讲得很好了，至于《河上公章句》这个，水平太差了。什么“扣齿咽 津 ”啊，这些都是方士道的东西。如果把这些翻译过去 给印度人看，那真叫丢死人了，会让人家印度人看不起中国人。不行！ ” 这些道士受不了，就跑到宰相那里去告状。这个时候的中书叫马周，其实马周是信佛的，他后来还帮我们佛教报仇呢（此事后话，暂且不表）。 马周就来问玄奘法师：“玄奘法师，这个是怎么回事儿啊？有人来告状。” 玄奘法师回答说：“哎呀，这些道士没什么水平。” 马周又问：“玄奘法师，那印度有没有像我们的李耳、庄周这样的道士？” 玄奘法师就跟他聊，说印度的宗教非常多，一般通说叫九十六种外道，大家的哲学水平和辩论水平都非常高。其他的就不讲了，印度的每个宗派都是学问不错的，什么九句义啊、四大啊、六谛啊等等，各有各的说法，而且哲学水平都很高。你如果把《河上公章句》直接翻译过去，这太丢人了，水平不够会被别人笑话的。 玄奘法师对马周说：“我是真心诚意地说这个话的，并不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来说的。我是帮皇上争面子呢，但这些道士不懂，不知道我的意思，好像我跟他们作对一样。” 马周就觉得玄奘法师说得挺对的，其实他本来也是信佛的。而后其他的那些宰相 ——因为当时的宰相不是像我们认为的只有左右 丞相，而是有一批人 ——那些宰相都觉得玄奘法师说得比较对，后来就这样了，就没有翻译《河上公章句》。 在文字记载里面是怎么说的呢？有这样一句话——“遂不翻之”。有些人没搞清楚，就说玄奘法师没有翻译《老子》。实际上他们没有仔细看，其实《老子》是翻译完成的，上面不是讲了吗？“便译尽文”，意思就是说把老子的《道德经》的文字全部翻译完了。然后，《河上公章句》没有翻译，叫“遂不翻之”。不翻的是《河上公章句》——河流的“河”，上下的“上”，是这篇没有翻。 《道德经》翻译完了以后，就派王玄策他们送到印度去了，但是到现在印度也没挖到这个译本。不过我能够理解，在印度的话这些纸张保存起来可能的确不太容易，或者也可能是送到印度以后，并没有传播开来。反正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找到过梵文本的《道德经》，目前是没有找到。当然，也可能是人家没有重视，认为这不像思辨的哲学著作，的确这方面比较少一点。 （清案：当年如果刻完碑多送几块过去，可能今天就挖到了呀……）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主要是讲了唐太宗让玄奘法师翻译《老子》的事情，大家要知道这篇《道德经》实际上是翻译完成的。好，先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