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论》游义·四
量子派群丑
经、论、注、疏，在中国儒家文化背景下，前前比后后要权威得多。这也影响到了中国佛教界。
佛教里有“四依四不依”的说法：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识。但是没受过专门经教训练、水平不高的法师通常会换一个“依经不依论”（“国学大师”南怀瑾也属于这一类人）。正统的佛教典籍中从来没有“依经不依论”！不过这也不是刚有的错误，我看过一个敦煌本的《心经释》里就已经出现这个说法，我记得摩诃衍也有这样的文字——这说明至少在唐代就已经有这种“植入”了。
“依经不依论”是“中国佛教”里面的“中国符号”的植入，它是有汉文化背景的。
儒家的权威经典系统到了汉代便已初期固定，形成了一定的规范。汉代规定经的用纸、用简必须是二尺四寸（如《易经》），而下经一等的则是一尺二寸（如《孝经》），再次之的则为六寸（如《左传》）。这样，一部儒典只要你眼睛一看到就能分辨他的地位归属……儒家经典的这种规范形成以后，对佛教典籍的位次高下也形成了一种“文化暗示”——“经比论更重要！”“要读经，不要读论”（其实他是读不懂论）。
“依经不依论”的现象乃至今天依然盛行（虽然佛教经论之间并没有尺幅的差别），中下层的佛教圈子普遍只认经不看论。大家对经的理解也基本靠“悟”，实际靠猜。于是出现了一堆量子化《金刚经》的教授，物理化“空性”的博士，这帮跨界的文盲在江湖上兴云布雨，挑战着自他智商的下限。前几年蹦得高的叫朱清时，这两天在网上“锈”的是个新人——
（现在“汉族” + “美国” + “物理博士” + “台湾”是“量子佛教”的重灾区。）
佛教经典系统里的“本母”（大纲、目录）、“经释”（逐句解释和专篇论文）、“阿毗达摩”（辞典）都是经典的不同解释方式，接近于各种类型的教科书。抛开有传承的解释体系却想“遨游于知识的海洋中”（绝论以通经）的行为，结果只能是“一个猛子扎下去再也没有浮起来”的“自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