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课堂佛教史》228·1
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件同等重要的事情，就是从百丈怀海大师开始，禅宗等于制度化地确定了农禅合一的制度。我们知道佛教对于中国来说，它是一种外来文化，印度佛教本来的经济背景实际上是托钵乞食制的。不管我们从哪个角度来谈，佛教的这种托钵乞食制都是非常仰赖于外部的供养，甚至包括皇家的供养，那就造成了佛教的寺院（其实在印度也是这样），是相当仰赖于官家或者皇家以及大施主的支持。
所以我们这次也在进行关于佛教人文地理的一项研究，大家可以发现，中国佛教大宗派的形成几乎都是站在交通要道上——大江大河边上的，这些水网就相当于今天的高速公路。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要点” 是都得在淮河、长江这些大江、大河边上的大城市，或者是首都（建业、洛阳、开封、长安），或者是地方性的交通要冲（荆州、襄阳、杭州、绍兴），因为佛教的经济是必须依靠外部提供资源的，它自身并不能造血。
百丈怀海禅师创立的农禅合一制度改变了这一佛教经济环境，寺院、僧团本身通过耕种农地 （还可以租给佃农……） ，解决寺院自身的经济问题。也就是说，“农禅合一”制度确立以后，即使外部的环境条件不是很好，寺院自己肯定也能活下来。
所以在唐武宗灭佛以后，中国佛教的其他宗派就迅速地没落了，而禅宗却出现一枝独秀的表现。为什么呢？因为禅宗寺院不都依附于大城市，虽然说有些寺院是在州府县城的，但是在山林里面还有一批禅宗的寺院、道场，这些寺院遵循了百丈怀海禅师创立的丛林规约的的组织规则、组织结构，大家在山林聚集。山林的僧团是比较分散的，也不容易查到（除非是特别认真地去查）所以受到灭佛运动的冲击就小。那么，人员就可以保留下来，然后又由于在经济方面可以自给自足，可以自己种地，就不需要下山去化缘，不是必须接受供养才能够活得下来……所以从此之后，禅宗就在中国佛教的历史舞台上一枝独秀。
这里可以提到一则很重要的公案，就是关于百丈怀海禅师所倡导 的 “一日不作 ，一日不食 ”。
百丈怀海禅师在他年老的时候，大家看他整日辛苦劳作，就把他的劳作工具藏起来了，不让他干活，结果百丈怀海禅师就拒绝进食，不吃饭了。大家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就回答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没办法，大家只能把劳作的工具又交给他，他又去干活了。
这种 “一日不作 ，一日不食 ”的做法，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以身作则，（但是老实说，在以前这句话根本就不用说的，是今天才需要这么说，）这的确是起了很好的榜样作用。所以，此后禅宗发展的大方向，我们也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大方向，就基本上被百丈怀海禅师的丛林规约和他的农禅合一制度给固定住了。包括后来宋代 的时候发展出了“ 五山十刹”的制度……乃至后来的天台宗，也是全面地向禅宗学习，基本上照抄了禅宗的制度，所以天台宗也“活”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