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课佛教史》88·2

这个事情还说明了一个问题，怎么说呢？我一直是觉得家庭的背景对玄奘法师的成长还是颇有影响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士族家庭的成员，他的哥哥也是一位学问很好的法师。

玄奘法师接下去的这两年，也就是他十四、五岁的时候都是在洛阳的净土寺度过的，和他的哥哥在一起学习。那个时候的学习也是包括唯识的，主要是《摄论》——就是《摄大乘论》，我们一般会简称为《摄论》。玄奘法师在后期也翻译了《摄论》——《摄大乘论》，也翻译了世亲论师对《摄大乘论》的解释。

玄奘法师学习的内容还包括有部的毗昙 ——阿毗达磨， 说一切有部迦旃延尼子的系统，其实就是前面说的毗昙。我们看玄奘法师翻译的经典当中，最大部的就是《大般若经》，六百卷。除此以外的其他译作呢（我自己有一个发现 ——如果要说的话，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就是玄奘法师对唯识和说一切有部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有大量的译作集中在这两个科目。这个其实和他小时候的经历是非常密切相关的。玄奘法师小的时候或者在他求学的时候，就是大量地学习了有部和唯识的经典。

但是玄奘法师当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个问题，这些唯识的经典 ——包括《十七地论》 （后来的《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说一切有部的《俱舍论》和其他说一切有部的毗昙（阿毗达磨），虽然大家都在讲，但是当时各家所讲的都不一样。这些经典在汉地的传播中会有各个师承的不同发挥，在问题出现的时候就各说各的，有时候还不一定能够得出最终的答案。

我们前面在讲净影慧远大师的时候也提到过，他小时候在学习期间就能够针对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给出一些大家很能够信服的答案。中国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比较愿意接受有一个最终的说法。我们一直说，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一直有着 “大一统”这样一个概念，所以 一般的学者会认为在佛教领域也应该有一个最终的说法、应该有一个终极的标准答案。

但是以印度的佛教宗派来说，却未见得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标准答案，举例来说，刚才我们谈到的毗昙，在毗昙学传入中国的时候，同一位译师可能先后翻译了克什米尔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的经典，“西方师”（也是根本说一切有部的系统）的论典，甚至同时还翻译了正量部的经论——这三个系列的经典在我们今天看来显然是有差异地，甚至还有很大的差异（如说一切有部和正量部之间差异就很大），这在正统的印度人来说可能是可以接受的，但对当时中国人学起来就有点费脑子了，同一个问题怎么会有差异这么大的几种答案呢？！